公元前221年,咸阳宫中,秦始皇完成统一后,李斯以丞相身份参与处理帝国政务。这个官职有明确的制度位置,也有清楚的权力边界。可若把后世所有辅政重臣都叫作“丞相”,许多历史关系便会被混在一起。
“丞相”首先是一项正式官职。“丞”有辅佐之意,“相”也含有辅佐君主、主持政务的意思。早在战国时期,各国便普遍设置相国或相一类的官职,秦统一后,丞相制度更加明确,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首长。
秦朝通常设左右丞相,李斯便曾任右丞相。丞相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政务,参与法令制定、官员任免和重大决策。名义上,他是百官之长;实际上,权力大小还取决于皇帝的性格、制度安排以及个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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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汉初丞相权势很重,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不仅处理日常行政,还参与国家战略。皇帝与丞相之间,既有君臣合作,也有权力牵制。刘邦曾对萧何有所猜疑,萧何晚年主动收敛锋芒,正是为了避免功高震主。
到了汉武帝时期,中央权力逐步向皇帝集中。尚书机构地位上升,丞相处理政务的范围受到挤压,丞相不再像汉初那样能够全面掌握朝政。汉武帝晚年,丞相田千秋仍能任职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丞相重新取得了昔日权势。
东汉以后,丞相一职时有变化。东汉改称大司徒,三国时期又重新出现丞相。曹操于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出任丞相,借助这一正式职务总揽军政。诸葛亮在蜀汉任丞相,同样是名副其实的政府首长。此时的“丞相”,仍然是官名,而不是泛泛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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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宰相”并不是某一个朝代固定设置的官职。它更像后人对皇帝以下最高层级辅政大臣的概括称呼。一个人可以被称为宰相,也可以几个人同时被称为宰相,关键不在官名,而在其是否承担了主持政务、辅佐君主的职责。
因此,宰相是一种政治概念,不是一枚固定的官职印信。秦汉的丞相、隋唐的尚书令和中书令、宋代的同平章事、清代的军机大臣,都可能被后世称作宰相,但他们所处的制度环境并不相同。
唐代最典型。三省六部制下,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长官共同参与政务,宰相不再必然由一人担任。后来“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加衔逐渐成为宰相身份的重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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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安排的用意很清楚:把原本集中在丞相一人手中的权力拆开,让不同机构彼此配合,也彼此牵制。房玄龄、杜如晦、狄仁杰等人常被称为名相,并不是因为他们都担任过同一个官职,而是因为他们在各自时期承担了宰相层面的政务责任。
宋代继续强化分权。元丰改制以前,同平章事是宰相的重要称谓;元丰改制后,尚书左仆射、尚书右仆射成为宰相。官名发生变化,核心问题却没有改变:皇帝需要有人处理庞杂政务,又不愿让一个臣子长期独掌大权。
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也就是1380年,废除中书省,罢黜丞相胡惟庸,并明确取消丞相制度。此后,明朝不再设丞相这一正式官职。内阁大学士后来权力渐重,首辅甚至能够主持大政,却不能因此说他就是明朝的丞相,只能说他在某些时期发挥了类似宰相的作用。
清代军机处也是相同道理。军机大臣参与机要决策,地位极高,后世常把他们视为宰相一类的人物,但清朝并没有恢复丞相制度。官职名称、制度权限和实际影响,三者不能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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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打过一个比方:“丞相是不是最大的宰相?”这句话大体可以成立,但还要补上一层限制:丞相通常属于宰相范围,宰相却不一定是丞相。前者是正式职位,后者是概括称谓;前者往往有明确编制,后者则可能覆盖一人、数人,甚至多个机构的长官。
区别还体现在权力形态上。丞相作为百官之长,往往有相对集中的行政权,容易与皇权形成直接张力。宰相则可能是多人共同执政,权力被分散在不同部门之中。唐代如此,明清虽无丞相,也仍有大臣承担类似的辅政功能。
所以,“宰相肚里能撑船”中的宰相,并不是专指某一位担任丞相的官员,而是对历代高级辅政大臣的通称。说某人是宰相,重在说明他的地位和作用;说某人是丞相,则是在指出他担任过一个具体官职。一个是制度名称,一个是历史称谓,差别恰恰就在这一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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