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派他潜伏，他逐步晋升总统府少将高参，蒋介石称毁了半壁江山！

1946年3月10日，重庆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毕业典礼上，蒋介石逐一检阅学员。当他走到段伯宇面前时，停下来打量片刻。典礼结束后，段伯宇被单独叫去谈话，这次相遇，改变了国民党军政系统内部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段伯宇1904年出生于河北蠡县，父亲段云峰早年追随孙中山，曾在保定姚村速成武备学堂求学。段伯宇少年时期便接触进步思想，1919年还在天津参加过五四运动。后来进入河北大学读书，因为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最终被学校除名。

离开校园后，他在太原开过诊所，也做过军医。九一八事变后，段伯宇积极宣传抗日，1934年进入国民党军第142师725团任上尉军医。由于言论和行动过于鲜明，1936年被部队解职。这个结局看似失意，却使他更清楚地看到了国民党军队内部的派系与积弊。

全面抗战爆发后，段伯宇曾试图前往太行山寻找八路军，未能如愿，只得加入河北民军，后任第32军中校军医。1938年春，他辗转抵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离开延安返回原部队后，经王兴纲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沙文夕大火后，段伯宇奉命前往重庆。八路军南昌办事处给他的任务很明确：进入国民党军政机构，长期隐蔽，尽可能接近核心部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他时叮嘱：“一定要注意安全，今后的路要走得长，不能急于求成。”

段伯宇随后凭借父亲的旧日关系，进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职。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周怡后来被捕遇害，段伯宇因此失去组织联系。没有联络，没有公开身份，甚至不能确定身边谁值得信任，他只能把入党经历压在心底，独自判断每一步。

1943年10月，段伯宇进入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这里并非普通课堂，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弟和部属汇聚于此，各种同乡会、同学会频繁活动。段伯宇很少空谈立场，而是有意接近那些对消极抗日、军队腐败和内战政策不满的人。

他结交了宋健人、宋光烈、贾亦斌、刘农畯等人。大家谈论的表面是军队建设，实际常常绕不开国家前途。段伯宇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急着提出结论，而是让这些人自己看清局势，逐渐形成共同判断。

1946年毕业时，段伯宇面临去处选择。弟弟段仲宇当时曾在总统府侍从室任职，建议哥哥进入这个国民党最高军政中枢。段仲宇对俞济时说：“我大哥成绩靠前，懂外语，也有军政经验，适合情报工作。”俞济时听后，将情况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在毕业典礼上召见段伯宇，询问籍贯、学历和家庭经历。得知段氏父子都与陆军大学有关系后，他颇为满意，还勉励段伯宇效忠党国。1946年4月，段伯宇进入侍从室情报科，后来升任少将高参，成为蒋介石身边能够接触军政机密的人物。

情报科每天汇集各地战报、部队调动和内部请示。段伯宇利用职务便利，做过不少延缓追捕、拖延调兵的工作。1947年3月，一份关于第32军部分人员准备投向解放区的电报送到他手中。按照程序应立即上报，但他将电报暂存，待到次日再处理。等命令真正下达时，相关人员已经脱离险境。

这种做法并非偶然。段伯宇知道，隐蔽工作不能只靠传递情报，更要在关键处改变一份文件的速度、一个命令的方向。许多被他保护的人当时并不知情，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了解到这位“总统府高参”曾经做过什么。

与此同时，他与陆大学员中的进步力量保持联系，开始谋划掌握实际武装。贾亦斌担任预备干部局代理局长后，提出组建青年军训练部队的方案，段伯宇在文件上加注意见，使计划得到蒋介石批准。表面看，这是在扩充国民党军力；实际上，段伯宇等人希望把一支有组织、有训练的部队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1949年初，国民党军政体系迅速崩解。蒋介石撤销贾亦斌职务，又准备把刘农畯指挥的伞兵三团调往台湾，局势一下变得紧迫。段伯宇等人原定4月15日行动，因消息泄露，不得不提前。

4月7日，贾亦斌率第一总队四千余人在嘉兴起义，途中遭到拦截，部队损失较大，只有少数人员抵达解放区。伞兵三团的行动相对顺利，部队抵达连云港。这两次行动虽然规模有限，却发生在国民党军心动摇之际，产生了明显的震动。

段伯宇没有停留在幕后。他转赴上海参与军运工作，并通过亲属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取得联系，恢复了组织关系。5月24日，他率辎重汽车部队两个团起义，配合解放军接管交通运输，并协助追击汤恩伯部队。

蒋介石得知后极为震怒。按照相关回忆，他曾斥责段伯宇等人的行动“毁我半壁江山”。这句话未必是正式文件中的原话，却道出了蒋介石的真实恼怒：真正令他难以接受的，不只是几支部队的离去，更是身边的军事参谋、旧日学生和核心机构人员，早已在关键位置上改变了战局。

1949年10月1日，段伯宇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台，参加开国大典。此前十余年，他没有公开身份，没有固定联络，甚至长期不知道组织是否还在寻找自己。可正是这种沉默而持久的潜伏，使一份电报、一次任职和几支部队的选择，最终连接成了另一条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