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
我慢慢地写着这些旧事，笔尖落处，尽是那一年东方红小学的日光与尘土。记忆里最鲜亮的一抹，是那年学校来了一位漂亮的女老师，名叫王瑞兰。后来才知道，她是来自伊宁市的知识青年。
王瑞兰老师个头不高，按我记忆里的模样，她该是微胖的 —— 可那点丰腴，非但不减她的好看，反倒衬出一种城里人的从容大气。
最让我们这些灰头土脸的乡下女娃艳羡的，是王瑞兰老师那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走起路来，随着腰身款款摆动，辫梢一甩一甩的，像两条会跳舞的黑绸子，把我们的眼睛都勾了去。
王瑞兰老师担任了我们的语文老师和班主任。那时我们小，还分辨不出课讲得好坏，只记得她身上总带着一股清爽的香皂味，笑起来眼睛弯弯的，说话软软糯糯的，给我们的课堂带来满堂的、霞光般的灿烂。
至于她究竟是怎样一页一页教我们认字、读课文，那些细枝末节，如今都已模糊不清了。可就在那一年，我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那年那月，我们管戴上红领巾的同学，叫作红小兵。我至今记得，那条红领巾是红绸子做的，收一元五角钱。要知道，那年那月，寻常的红布红领巾只要五角钱。绸子要贵出一块钱去。
妈妈舍不得那多出的一块钱，拖了好几天，才把钱给了我。那几天里，别的红小兵都整整齐齐地把红领巾系在脖子上，独我还没有着落，心里急得像揣了只兔子，一路眼巴巴地望着人家脖子上的那一抹红。
后来，到了新入队的红小兵交红领巾钱的时候，是王瑞兰老师先帮我垫付的。那一块钱，垫的是一份体面，也是那个年代里，一位城里来的老师对一个乡下女娃不动声色的疼惜。
就在那一年，来了一场运动。此运动非彼运动。现在的孩子们说起运动，只当是锻炼身体、跑步打球那一回事；只有生活在那年那月的我们才知道，运动还有另一层意思。
批林批孔运动，批的是两个相隔千年的人 —— 孔夫子和林彪。我们一群毛孩子，怎么也弄不明白，一个活在几千年前的人，一个从没见过的人，隔着那么漫长的岁月，是怎么被扯到一起的。
只记得台上有人扯着嗓子喊的口号：克己复礼、叛徒林彪、孔老师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那些字我们认得，意思却像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风一吹就散了。
那一年下半年，新学期开始。学校里学生一年比一年多，可能都是六十年代错批一个人，错生一代人出生的孩子们。东方红小学开始扩建，一边盖新教室，一边翻新旧教室。
我们先是挤在学校大舞台改成的大房子里上课，两个年级合在一起。只记得整天吵吵嚷嚷，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读书声和笑闹声，你一句我一句，搅成一团。
有几个当地不知是高中还是初中毕业的青年人，给我们上过课。许是教室里人太多，许是挤着两个不同年级的孩子，又许是新来的小青年教学水平实在有限 —— 那一段日子，我们糊里糊涂的，也不知究竟学了什么，像被丢进一锅浆糊里，搅浑了。
不久，我们又搬到了东方红大队部的会议室上课，实行二部制。整个年级三个班，都挤在一个大会议室里，只上半天课；我们放学，另一个年级便紧跟着进来，轮番着来，连空气都是热的。
新生则都被分到各小队的马号里上课。马号，是拴牲口的地方，冬日里四面漏风。记忆最深的，就是那彻骨的寒冷 —— 身上冷，手冷，脚冷，冷得像要把人冻成一根冰棍。
记得孙生文老师，那时他大约已是校长，给我们上数学课。见我们做作业，手冻得连笔都握不住，他就用自己那双厚实的大手，一只一只握住我们的小手，轻轻揉搓温热。
那双手的温度，隔了这么多年，还暖在我心里。孙老师是个风趣幽默的人，说话带着青海口音，讲课的时候眉眼全是笑意。他的课堂总是热热闹闹的，是那一年寒冷里难得的暖意。
差不多新教室快要盖好的时候，东方红小学一下子来了许多新老师，都是些年轻漂亮的青年男女，一个个意气风发，走在校园里，连脚步都带着风。
我们这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已经在举国上下铺开了。他们像一阵风，吹进了我们的愉群翁，也把那一年灰扑扑的日子，吹出了一点亮堂堂的声响。
自此，那些朝气蓬勃的知识青年们，给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开启了孩子们的心智。当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带给我们那一代人的意义是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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