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罕见通报，下重拳整治"新官不理旧账"！

2026年，中央纪委办公厅联合财政部办公厅，公开通报了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追责问责典型案例。

这次通报和以往有明显不同，以往相关案例基本由财政部单独通报，侧重财政纪律层面的监督整改。而本次纪委牵头参与，将事件提高至更高层面，整治力度和严肃程度大幅升级。
本次通报的六起案例中，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市委原书记吴某某的案例被放在首位，极具警示意义。2022年至2025年，吴某某任职毕节市委书记期间，对当地债务化解工作消极懈怠、疏于管控，任由违规化债乱象持续蔓延。他还多次在公开场合表态，认为历史遗留债务都是前任留下的，不该由自己负责偿还。
在这种错误心态主导下，毕节市隐性债务问题持续恶化，任期内债务总量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持续增加。2024年当地隐性债务化解任务完成率仅20%，排名贵州全省末位。中央纪委直接将其错误言论写入通报，明确认定其存在严重的政绩观偏差问题。

从普通人视角来看，“前任欠债、后任不还”的想法看似合乎情理。日常工作生活中，接手他人遗留的烂摊子、处理前任造成的问题，多数人都会产生抵触心理。但放在地方治理工作中，这种心态是当下很多干部的普遍问题，也是基层治理的突出顽疾。
很多地方干部存在片面认知，认为历史债务、老旧项目、过往承诺都是前任的工作成果与责任，和自己任期工作无关。主动化解旧账，会占用自身履职资源、挤占新项目建设资金，还会压缩个人政绩空间，甚至可能引发各类民生纠纷。在任期考核侧重增量成果的机制下，不少干部选择回避历史遗留问题，属于个人层面的趋利避害行为。
但这种普遍心态，最终会造成地方治理隐患，让各类历史窟窿越积越大。梳理近年纪委、法院披露的案例能发现，“新官不理旧账”主要分为四类，覆盖债务、企业、民生、项目四大领域。
债务领域就是毕节案例的典型情况，干部消极落实中央化债政策，拒不处置历史债务。企业领域则是地方政府失信问题，各地招商引资时承诺的优惠政策、签订的合作合同、拖欠的工程款项，一旦领导换届，后续干部就推诿不认，导致企业维权艰难。河南南阳一起案例中，政府十五年前的招商承诺历经三任领导始终未兑现，企业反复维权、几经败诉，直到最高法再审才得以解决。
民生领域的遗留问题更贴近群众生活，小额欠款、便民改造项目等琐碎事务，因为不属于新任干部政绩重点，长期无人接手。四川青川村级造林尾款、重庆黔江小区供电改造工程，都是历经多任干部搁置十年以上，最终在纪检部门督促下才落地解决。
项目规划领域最为常见，新任干部上任后，往往搁置前任未完工项目、推翻原有发展规划，重新打造新项目、新工程，只为打造属于自己的政绩，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工程烂尾。
归根结底，“新官不理旧账”的核心问题，是干部将个人任期责任和政府公共责任割裂。政府治理是持续连贯的工作，干部岗位是流动更替的，个人可以换届调离，但地方政府的责任、民生的需求、市场的信任不会随之消失。
为根治这一问题，制度层面已经不断完善。新版《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明确规定，领导干部消极回避任期前固有职责问题、推卸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将依规处分。各地也陆续推行台账销号、清单交接制度，梳理历史遗留问题、规范干部离任交接流程，让隐形债务、遗留问题显性化，实现责任可追溯、问题可整改。
当前正值地方化债攻坚和干部换届的关键节点，中央升级整治力度，就是为了杜绝换届带来的风险空档。

整治“新官不理旧账”，不仅是纠正干部错误政绩观，更是守住地方债务底线、维护政府公信力、保障民生发展的关键举措。干部可以换届履职，但公共责任绝不能断层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