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
在民事诉讼中，送达是连接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重要程序纽带。一份法律文书只有经过合法有效的送达，才能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然而，在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未经进一步尝试其他送达方式，便直接采用公告送达，这种做法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认定为严重程序违法。
送达制度的法律框架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多种送达方式，包括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邮寄送达、转交送达和公告送达。这些送达方式之间存在明确的适用顺序和条件限制。
直接送达是首选方式。法院应当将诉讼文书直接送交受送达人本人。本人不在的，交其同住成年家属签收。受送达人已指定代收人的，送交代收人签收。
邮寄送达是在直接送达有困难时采用的方式。法院通过邮局将诉讼文书邮寄给受送达人，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公告送达则是最后的兜底手段。《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本节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从法律条文的表述可以看出，公告送达的适用有严格的前置条件：必须是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穷尽其他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这意味着，公告送达不是法院的"便利选项"，而是在穷尽一切合理努力后的"最后手段"。
邮寄送达退回不等于"无法送达"
实践中，部分法院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便直接认定"无法送达"并启动公告送达程序。这种做法存在明显的逻辑缺陷。邮寄送达被退回的原因多种多样。可能是受送达人确实不在该地址居住，也可能是受送达人拒收邮件，还可能是邮件在投递过程中出现延误或丢失。无论哪种原因，邮寄送达被退回本身并不能等同于"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穷尽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最高人民法院在多个裁判中明确指出，邮寄送达被退回后，法院应当进一步尝试其他送达方式，如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只有在穷尽所有合理送达方式仍无法送达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公告送达。如果法院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直接公告送达，属于严重程序违法。
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9）最高法民再150号案中的裁判，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权威样本。该案中，一审法院在向被告邮寄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被退回后，未进一步尝试其他送达方式，便直接采用公告送达。公告期满后，法院缺席审理并作出判决。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得知诉讼情况，以送达程序违法为由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一审法院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未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即直接公告送达，违反了《民事诉讼法》关于公告送达适用条件的规定，属于严重程序违法。该程序违法导致被告未能实际收到起诉状副本和开庭传票，未能行使答辩权和辩论权，严重影响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据此，最高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对法院而言，在送达程序中应当严格遵守法律规定，穷尽其他送达方式后再适用公告送达。在邮寄送达被退回后，应当尝试直接送达、留置送达、委托送达等方式。如果受送达人有明确的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应当派员前往直接送达。如果受送达人拒收，可以依法留置送达。只有在穷尽所有合理方式后仍无法送达的，才能适用公告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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