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篇撤稿浪费数百万美元经费，如何刹住不正当发表的“邪修”风？

近期，围绕国际期刊主编被指向作者索贿的争议，让论文发表背后的金钱与利益再次受到关注。相关指控仍待核实，而为“发表”付出高额代价的问题，值得进一步追问。一篇论文除了交流发现，还可能带来下一笔资助、下一个职位、下一个发表、下一个“帽子”......当这些回报过多地依赖“发在哪里”，作者有多大空间决定为发表付出多少？少花些钱、多几本自己的期刊之后，我们又该怎样评价一项工作？

撰文 | 木木

最近，某国际期刊主编被指向投稿人索取高额贿赂，以此帮助发表论文。这一指控刺激了很多人的神经。科研人员为了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违反学术道德、甚至违规的不良学风已经成为一个毒瘤，严重损害了科研机构和科研群体的声誉和公信力。

索贿受贿这类私下交易，外人很难算清金额。为发表付出的另一些钱却有迹可循，比如付给期刊的出版费用，其中不少可能出自公共科研经费。如果论文后来因问题被撤回，这笔钱也就白花了。

2026年9月，黄冈师范学院与香港理工大学学者Shaoxiong Brian Xu、胡光伟（Guangwei Hu）在《学术出版》（Learned Publishing）上发表了一项研究，两位研究者从潜在掠夺性期刊上的撤稿论文入手，梳理了其中的资助声明，并估算了出版费用。研究发现，82篇被撤回的论文，在致谢里列出了277条中国科研资助记录。资助方既有国家级基金，也有省市部门和大学、医院等机构。

论文发表页面 | 图源：期刊网站

当他们把一份潜在掠夺性期刊名单与“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数据库交叉匹配，找到129篇仍能取得全文的中国机构作者撤稿论文，其中82篇论文声明了获得中国科研资助。

所谓潜在掠夺性期刊，指的是被怀疑重收费、轻学术把关的刊物。

按采集时的期刊标价估算，这82篇论文的文章处理费平均每篇约3003美元，合计约25万美元。文章处理费是部分期刊向作者收取的出版费用，通常简称APC，国内常笼统称为版面费。两位作者又把这个均价用于另一组论文：他们在引文数据库中检出2011至2025年发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且后来被撤回的2248篇开放获取论文，由此估算的文章处理费约为675万美元。

撤稿论文浪费掉的不只是版面费。开展实验、组织研究和培养人员的投入，还不在这些估算之内；不可靠的成果还可能误导后续研究，让别人重复付出。

两位作者据此建议，对于因作者责任导致撤稿的论文，资助方应追回用公共科研经费支付的版面费；涉及科研不端的，还应施加经济处罚。

但要落实追偿，也面临很多现实问题。研究没有取得每篇论文当年的付款凭证，用于计算均价的样本也只涉及少数期刊。早年的收费、机构协议和费用减免，都可能使实际付款低于采集时的标价。致谢里的资助声明，也无法直接说明哪笔基金为出版付了多少钱。费用究竟由项目经费、机构还是作者个人承担，仍需核对付款和经费记录。

西班牙巴斯克大学图书馆的期刊架。｜图源：Vmenkov/ Wikimedia

一篇论文的两种用途

科研人员为什么愿意为发表付钱，甚至付给有风险的期刊？Xu和胡光伟在论文里也做了分析。他们认为，科研人员会权衡得失，花钱做研究、花钱发表，是指望日后在岗位和晋升上得到回报。当晋升过度依赖量化指标，科研人员可能不再把有问题的论文或发表手段看作职业风险或道德污点，而是看作“必要的职业投资”。

这种激励如何形成，各界早有过明确的判断。2020年，教育部、科技部规范高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时指出，这些指标已成为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资源配置等工作的核心指标，一些高校的科研工作甚至出现了以发表数量、高影响因子论文和高被引论文为根本目标的倾向。

SCI的本义是科学引文索引，用于检索科技文献，论文的被引次数可以提供传播和使用的线索。但当刊名和篇数足以决定一个人能否通过考核，作者就有理由把取得发表记录本身当作目标。这也并非中国独有，《柳叶刀》2014年一组讨论科研浪费的系列文章中写道，对高影响因子期刊发表和争取经费的追逐，驱动科学家“追求短期的成功，而不是审慎、周密、稳健的研究”。

由此，同一篇论文由此有了两种用处。在学术交流中，它让别人读懂、检验和使用一项工作；在职业评价中，它又可能证明作者达到了某项要求。两种用处可以相互促进，也可能逐渐分离。一项工作即使没有推进多少创新，只要满足发表要求，仍可能带来实际回报。

当指标被当成目的，就会有人钻它的空子。在只看收录记录的评价办法下，期刊进了数据库，发在上面的论文就能算数。Xu和胡光伟收集的129篇撤稿论文涉及11种期刊，其中有9种被Web of Science收录，却同时出现在风险名单上。在能查到撤稿原因的124篇里，内容重复、内容错误的各占约六成，涉及抄袭和论文工厂的各占约四分之一（撤稿原因有重叠）。

论文工厂，是批量代写、贩卖论文的地下机构。2025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估计，被识别为疑似出自论文工厂的论文，年发表量大约每1.5年就翻一番，而该研究所用数据库中全部论文的年发表量大约15年才翻一番。Xu和胡光伟写道，量化指标造成的扭曲激励，正被当下的学术出版业所利用。

2017年《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的集中撤稿，就暴露了研究与发表可以怎样分离。科技部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存在虚假同行评议的101篇论文中，95篇的虚假评议专家或意见由第三方机构提供。据“撤稿观察”当时对出版商施普林格的采访，造假者使用真实研究人员的姓名，配上虚假的电子邮箱。审稿邀请没有到达名字所对应的真专家手里，返回的却可以是一份赞成发表的意见。

账单何其惊人

造假和论文工厂毕竟是极端情形，撤稿论文浪费的钱，也只是发表支出的一小角。即便论文规规矩矩地发表、经得起检验，账单同样惊人。

据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监测报告，2024年中国作者发表的开放获取论文约31万篇，约占全球的三成。按该报告口径估算，相关论文的文章处理费约9.09亿美元，折合人民币64亿多元（这项监测以SCIE收录的论文为范围，按中国通信作者统计）。

开放获取，即Open Access，简称OA，要解决的是读者接触研究成果的障碍。其中一种常见模式由作者或其资助方支付文章处理费，论文公开后，读者不必再付费阅读。

但以《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为例，截至2026年9月，期刊官网列出的单篇文章处理费为7350美元，适用时还需另计税费。一项研究已经完成，作者想让成果在这本期刊公开发表，还要为出版环节另外安排一笔不小的支出。

从组织审稿、编辑制作，到长期维护可访问的平台，可靠的出版服务确实需要投入。据《科学》杂志报道，高收费期刊的出版商强调，筛选严格的刊物会拒绝大量来稿，最终获录用文章除了支付自身费用，还要覆盖未获录用稿件的评审成本。刊物声誉也可能来自长期编辑工作和读者积累，作者希望成果得到好的传播、获得同行认可，这些需求都有理由得到重视。

这个解释说明了高选择性期刊为什么贵，却解释不了这个行业的利润率。

按公司披露的口径，爱思唯尔（Elsevier）的母公司励讯集团（RELX）旗下科学、技术与医学板块2024年的经调整营业利润率为38.4%。这样的利润率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英国《卫报》2017年的一篇报道回顾，爱思唯尔的科学出版业务2010年的利润率就已达36%，“高于苹果、谷歌和亚马逊当年的水平”。

渥太华大学信息科学家豪斯坦（Stefanie Haustein）在英国《化学世界》2026年的报道中说，威立、泰勒-弗朗西斯和施普林格·自然的利润率都很高，“钱离开了学术共同体，流向这些公司的股东”。

2025年10月，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颜宁在微博上宣布，实验室以后不再自己付费发表开放获取论文，文章先以预印本形式在正式同行评议前公开，“如果有杂志愿意豁免OA费用，可，否则拜拜”。她的理由是：“每发表一篇OA论文，作者需要付出5000—10000美元的出版费用，太贵啦！！”2026年4月接受央视采访时，她又说：“他们每年都在涨价，我们申请的经费为什么要被中间商拿走？”

颜宁在2024年6月的珞珈讲坛。次年她公开提出先发预印本、不再自付高额OA费用。｜图源：Uuongkinghe

但其他科研人员未必有同样的选择空间。假如两本期刊都能帮助论文找到合适的读者，但只有其中一本在职称评审中被充分认可，另一本较低的文章处理费就未必能吸引作者。省下这笔钱之后，自己的工作还能否获得同等评价？只要这层顾虑存在，单位对刊名的偏好，就会成为作者难以对高价说“不”的原因之一，甚而有些作者愿意采取行贿期刊编辑，以获得论文发表。

颜宁的“拜拜”表达了一种个人选择，经费制度也开始介入这类支出。据报道，中国科学院要求各院所自2026年3月起，停止使用相关学术经费和中央财政拨款为部分高价开放获取期刊支付文章处理费。同年8月，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发布通知，明确禁止用中央财政经费报销高APC期刊清单内论文的相关费用。

限制支付能够直接约束一部分支出，但若某本刊物在单位评价中的分量丝毫不变，作者仍可能寻找别的经费去支付。机构希望研究者少为某些刊物花钱，就还要回答一个相连的问题：发表在其他地方的工作，能否得到公平评价？

自己做期刊能行吗？

“其他地方”在哪里，是作者面临的第一个现实问题。改投别处，首先得有合适的去处。

《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25）》给出的一组数据是：2024年，中国SCI期刊发表的中国论文约3.5万篇，只占中国国际论文总量的4.2%。在这一统计范围内，中国作者的大部分国际论文由境外期刊承载。如果境外名刊在单位评价中占据重要位置，作者就难以仅凭价格改投其他期刊；国内缺少足够有分量的期刊，作者想改投也无处可去。多办几本自己的高水平期刊，能否同时改变费用和评价，还得看期刊怎样收费、单位是否认可。

这件事已经做了几年。2019年起实施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针对的正是论文发表“两头在外”的问题：研究在国内做，论文发到境外，再花钱把期刊买回来。据中国科协2026年的综述，五年下来，已有65种中国科技期刊的学科排名进入全球前5%，25种位居本学科第一。2024年启动的二期，把中文期刊、依托国内自主平台出版的英文期刊以及出版集群纳入支持方向，计划办公室在说明中强调，评审不简单按影响因子排序。

期刊办起来了，好稿子却不一定跟着来。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卫2025年初在《科技日报》“专家沙龙”栏目中说，我国最好的科技论文只有5%发在本土期刊上。用他的比方，我们有全球最多的脚本和众多高水平的演员，却没有好莱坞那样的制片中心。

为了让作者把好稿子投回国内，主管部门设定了发表比例要求。2020年，科技部要求国家科技计划、中央级科研事业单位等的基础研究评价中，代表作里的国内科技期刊论文原则上不少于三分之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5年8月也提出，资助项目的代表性论文，发表在我国科技期刊上的占20%以上。

比例要求是从评价端推动。2025年8月宣布创办的生命科学期刊Vita，则试图从期刊自身入手。

据报道，这本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期刊，主刊学术标准大致对标Cell、Science、Nature，不向作者收取出版费。共同主编李党生坦言，中国每年在生命科学领域具备顶刊发表潜质的论文约有千篇，但最顶尖的成果投稿时“通常仍然会首选CNS”。这背后，正是上一节谈到的评价顾虑。

2026年1月29日， Vita开刊仪式上，首批原创论文的通讯作者代表获颁首发纪念证书。｜图源：生命科学开放联盟

如果希望研究尽早被同行读到，选择还可以延伸到期刊之外。2025年11月，由深圳医学科学院牵头建设的“浪淘沙”预印本平台上线。按照平台的官方介绍，作者可以免费提交稿件、取得便于检索与引用的数字对象标识符（DOI）；读者免费访问，作者保留版权，后续仍可向国内外期刊投稿。颜宁团队2026年的一项糖质结构研究，1月28日先在浪淘沙公开，4月正式发表于《科学》，比期刊发表提前了近三个月。这个例子说明，先放预印本并不妨碍论文最后发在顶刊上。

“浪淘沙”上线报道中的平台界面，展示了论文检索和提交入口。｜图源：深圳医学科学院官网

在上述努力之外，一项被不少单位用于评价的旧工具，也停止更新了。

2026年3月27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宣布，不再更新与发布期刊分区表。这份表从2004年起每年发布，把期刊分成一区到四区。二十多年里，许多单位评职称、评项目，都把期刊分区作为重要参照。

但惯性不会因为一份声明就消失，办刊的人对此并不意外。李党生说，要改变顶尖成果首选CNS的惯性，没有捷径可走，“只能靠一本本期刊、一篇篇文章去积累，以严谨、公平、公正的服务赢得科学家认可”。

杨卫的信心则来自稿源本身，他在中国科协的综述里说，中国已经具有国际一流的科研产出，这将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学术期刊提供稿源和作者群基础。

回到前文那82篇论文，它们的文章处理费大概率是追不回来了。往后，职称评审认什么，仍会影响作者把钱付给哪本期刊；国内期刊能否真正让各界认可，甚至挑战顶刊、成为顶刊，得先攒下一批经得起同行检验的论文。这些事都需要时间，也都已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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