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文|魏益君
重阳时节，秋意渐深，楼前细雨、篱边黄花、醉眼斜阳，都成了古人寄托心绪的凭依。书法中的重阳，不只是节令的记录，更是秋气、人情与胸襟的交叠。读董其昌《苏轼重九诗轴》、陈继儒《行书七律诗轴》、普荷《草书诗轴》，便觉三幅作品气息各异：一轴清润疏朗，一轴闲淡温厚，一轴纵逸孤高，同写重阳，却写出三种不同的生命姿态。
明代董其昌《苏轼重九诗轴》现藏上海博物馆。此轴书苏轼《西江月·重九》，全文为：“点点楼头细雨，重重江外平湖。当年戏马会东徐，今日凄凉南浦。莫恨黄花未吐，且教红粉相扶。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起句“点点楼头细雨”一落，秋日的微凉便漫上纸面；“重重江外平湖”又把视线推向远处，眼前之景与心中之怀层层展开。董其昌的行书清润秀逸，笔势从容，像秋光穿过疏林，明净而不迫人。他写苏轼词意，并不着力逞强，也不刻意求奇，而是以淡笔写深情，以静气托旷怀。词中有今昔之别，有凄凉之感，也有“俯仰人间今古”的通达；董其昌的笔墨则把这份复杂心绪收束得温润平和，读来如见一人独倚楼前，看细雨落阶，听秋声入耳，心中虽有感慨，却仍以从容之笔安放情绪。
明代陈继儒《行书七律诗轴》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此作录其自作七律：“小春节物过重阳，忽送黄花到草堂。秋色门篱犹自绮，孤松三径未全荒。茱萸带紫方成酿，枫叶初丹薄有霜。思向尊前辞酩酊，诗人自此夜偏长。”“小春节物过重阳”一句，语气平和，却含岁月流转之感。重阳已过，节物渐收，友人送菊至山居，草堂门前仍有秋色，孤松小径也未全荒。陈继儒的行书温雅闲适，笔意舒展，像一位隐者在庭院中看叶落、闻菊香，慢慢说起近事。他的字不张扬，却自有余味；不激烈，却能见内心的安定。读此轴，能感到一种经过岁月沉淀后的从容：重阳不是喧闹的节庆，而是回望生活、安顿心性的时刻。诗中有节序，字中有闲情，二者相映，便成了秋日里最耐读的一页。
清代普荷《草书诗轴》亦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轴书：“醉眼看花最可怜，一年风景在尊前。凭他屈指酬佳节，说到重阳更洒然。”起句“醉眼看花最可怜”便带着几分疏狂与悲悯。重阳赏菊，本是雅事，可“醉眼”二字一转，花不再只是花，眼也不只是看花的眼。花有盛衰，人有聚散，世事如秋叶，转眼便随风而去。普荷的草书奔放连绵，笔势起伏，线条或轻或重，或疾或缓，像秋风卷起落叶，也像心绪忽而开阔、忽而低回。他身为僧人，笔下却并非一味枯淡，而是在纵逸中透出对人间深情的体察。所谓“最可怜”，不是轻薄的感叹，而是看透之后仍存温情；而“说到重阳更洒然”，又把这层悲悯化作了洒脱。此轴最动人处，正在于狂放与悲悯并存。
三幅作品并置，便能见出重阳书法的丰富。董其昌写的是清润的秋思，陈继儒写的是温厚的秋怀，普荷写的是孤高而深情的秋悟。前者如细雨楼前，中者如小春庭院，再至醉眼看花，情绪由静入淡，由淡入深，也由文人雅趣渐渐走向更开阔的人生感怀，它们并非只在展示笔墨技巧，而是在节令之中照见各自的心境。
书法最动人的地方，往往不在工整，而在气息。董其昌的淡、陈继儒的闲、普荷的逸，都不是单纯技法所能概括，而是胸襟自然流露。而重阳题材之所以耐读，是因为它把秋景与人生连在一起。楼前细雨、节物重阳、醉眼看花，表面写景，实则写心。书法与诗文相遇，便不只是字形的排列，而成了意境的延伸。诗给书法以内容，书法给诗以呼吸，二者合在一起，才让千百年后的观者仍能感到那份秋意。
重阳年年有，墨痕却不可重得。读这三幅作品，如同在秋日里与古人相对：有人于细雨中静坐，有人于节序里回望，有人于醉眼中看花。笔墨有深浅，情怀有冷暖，而那份对岁月、对人生、对自然变化的体悟，却穿过纸绢，久久不散。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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