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万块大洋,搁在百色能买下半条街铺面。一个复旦名教授却把它砸在一个唱戏的女子身上,而他的结发妻子正挺着大肚子守在重庆。多数人读到这段往事,要么骂一句渣男,要么叹一句风流才子。可你要是只看到那三万块,就把后面几十年的账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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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这人,一辈子都栽在同一种毛病上:他觉得自己的每一次冲动都是诗。
军需官开了价,三万块。梁宗岱掏了。这钱是他教书、写稿攒下的全部家当,在四十年代够一个中等家庭吃用十年。
消息传到重庆时,沉樱正怀着第三胎。
沉樱没有哭。她收拾行李,带着两个女儿搬出了复旦的教工宿舍,留了一张字条。字条上四个字:永不再见。
1942年,梁思明出生。沉樱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在战时辗转,先在重庆,后到上海教书,再后来上了去台湾的船。她走之前对朋友丢下一句话:我要走得远远的,永世不再见梁宗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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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翻过当年的旧报纸,《广西日报》登过一条消息,标题写的是“梁宗岱教授为一个女伶大演全武行”。这事在百色闹得满城风雨。甘少苏自己晚年写回忆录,说梁宗岱“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让我恢复了人的尊严”。这话实在,没有多余的话。
1976年,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敲开了广州梁宗岱的家门。他打开门,认不出来人。对方说,找我爸爸,找你。那是二女儿梁思清。父女俩隔着几十年光阴面对面站着,屋里还有个甘少苏。梁宗岱哭了。
大女儿梁思薇后来也来了。梁宗岱跟她说了一句话:我想见思明,我这辈子都还没有见过他。
梁思薇把话带到了海峡那边。梁思明的回复很冷:他那样对待母亲,我不想见他。又补了一句,母亲也不会答应的。
一个从出生到中年,连父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人,你指望他用什么表情去认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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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沉樱回了一趟大陆,去了上海、济南、北京,见了很多老朋友。广州就在几百公里外。有人替她安排,想见随时能见。她没去。
四十年前那四个字,还在。
沉樱没来。
她后来去了美国,跟孩子们住得近些。直到去世,她跟梁宗岱再没见过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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