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12月，吉林临江一带，杜聿明把东北战场的目光再次投向南满。此时的临江并不是一座富庶大城，却像钉子一样扎在长白山腹地。国民党军队兵力占优，装备占优，为什么连续进攻，仍旧没有啃下这块地方？
答案不只在兵力和武器，更在战场选择。
抗战结束后，东北成为双方争夺的关键区域。国民党军队依靠海运、铁路和既有城市，迅速控制沈阳、长春、锦州以及中长铁路沿线。东北民主联军则在广大农村和山区建立根据地，双方的长处并不相同。
杜聿明到东北后，提出“南攻北守”的部署。所谓南攻，就是集中力量进攻南满；所谓北守，则是依托松花江，防止民主联军主力南下。这个思路看起来很有气势，实际上却把国民党军队最擅长的条件，放进了最难发挥的地方。
南满的地形，不能只看地图上的几条铁路。临江、抚松、靖宇一带山岭密布，河谷狭窄，道路有限，冬季积雪严重。坦克难以展开，汽车运输受制，重炮转移缓慢。国民党军队依赖机械化和火力优势，一旦离开铁路与城市，行动速度便明显下降。
这就形成了一个尴尬局面：进攻部队人数很多，真正能够投入山地作战的兵力却受到道路限制；后方补给看似充足，送到前线往往要经过漫长而脆弱的运输线。山地作战拼的不是谁的装备更贵，而是谁能先发现对手，谁能迅速集中，谁又能及时脱离。
肖劲光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南满部队没有把有限兵力平均摊在每座县城，也没有守着阵地等待对方用火力硬砸。国民党军队靠近时，民主联军便有选择地收缩；对方兵力分散、补给拉长后，再集中力量打击其中一部。打完即走，不给对手形成连续推进的机会。
有一次，部队干部担心阵地丢失，肖劲光的回答很直接：“城可以让，部队不能让。”这句话未必是原话，但确实概括了南满部队的作战原则：保存有生力量，比死守一座暂时无法展开反击的城镇更重要。
国民党军队的问题，也由此暴露出来。它必须不断占领据点，才能证明进攻有效；可每占一个地方，就要留下守备部队，还要维持道路和运输线。兵力越往山里铺开，彼此之间越难照应。南满部队却可以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在局部形成兵力集中。
1946年冬到1947年春，围绕临江的战斗反复展开。国民党方面先后调动多个部队，投入兵力远超南满民主联军，但几次进攻都没有取得决定性成果。问题并不是将领不敢打，而是战略方向本身让进攻方不断陷入被动。
值得一提的是，临江并非孤立作战。北满民主联军在松花江以北展开活动，使国民党军队始终不敢把全部力量压向南满。南北两面互相牵制，既减轻了临江方向的压力，也迫使杜聿明反复权衡兵力调动。
这正是肖劲光所用“拉扯”战术的要害。它不是单纯后撤，也不是一味防守，而是让对方在南北之间来回调兵，在攻城与护线之间不断分心。国民党军队每次集中兵力，北面便可能出现新的压力；一旦回头加强北线，南满部队又获得喘息和反击机会。
有人认为，既然南满难打，杜聿明为什么不把重点放到北面？这个设想有一定道理。冬季松花江封冻，天然障碍作用减弱，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城市的战略价值也更高。不过，北满并非空虚之地，铁路、城市和江河共同构成防御体系，贸然改变方向，同样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真正的问题在于，南攻北守把主动权交给了对手。国民党军队为了南满不断投入精锐，却始终无法迫使民主联军主力决战；而北满部队则通过机动作战和局部反击，逐渐消耗对方的进攻锐气。
到了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虽然占据过一些城镇，却没有摧毁南满根据地，也没有切断民主联军的组织体系。临江方向的失利，说明占领土地不等于赢得战役，更不等于改变整个东北战局。
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南满与北满形成更强的呼应，国民党军队此前占据的部分地区很快受到冲击。那些看似已经握在手里的据点，因缺乏纵深和群众基础，守起来远比攻下来困难。
临江之战的关键，并不是杜聿明缺少勇气，也不是国民党军队没有精锐部队，而是机械化部队进入长白山后，优势被地形层层削弱；肖劲光则用收缩、集中、穿插和反击，把对手拖进了最不擅长的战场。杜聿明想用重兵压垮南满，南满部队却让这场硬仗变成了耐力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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