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作者：蒋丰
天宝五载（746年）十二月，唐玄宗下了一道看上去颇有“仁政”意味的诏书。里面有一句话很漂亮：“犹宽极刑，俾从杖罪。”意思是说，本来犯下的是足以处死的大罪，现在皇帝开恩，不杀了，改成杖刑。
其中赞善大夫杜有邻与骁卫兵曹柳勣，因为与皇室还有一点姻亲关系，得到的“恩典”似乎更大。《资治通鉴考异》保存的诏书文字称，对二人“念以微亲，特宽殊死”，也就是说，看在这点亲戚关系上，特别饶他们一死，杖责之后再贬往岭南。
照这个处分，杜有邻本来应该挨一顿板子，然后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去岭南。可是，他根本没有机会走出大理寺。因为这顿“免死”的板子，直接把他打死了。
杜有邻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地步，还要从唐玄宗晚年的东宫政治说起。
杜有邻有一个女儿，是太子李亨的良娣。他的长女则嫁给柳勣。柳勣“性狂疏，好功名，喜交结豪俊”，却与妻族关系不睦，于是竟然放出流言，告发岳父杜有邻“妄称图谶，交构东宫，指斥乘舆”。
这几句话放在普通家庭纠纷中或许只是恶语相向，但放在天宝年间的长安，却足以杀人。
因为当时宰相李林甫正在不断剪除太子李亨周围的政治力量。杜有邻既然是太子良娣之父，一句“交构东宫”，便足以把普通的翁婿失和变成政治案件。
李林甫立即令酷吏吉温审理。结果审来审去，反而审出了柳勣自己才是“首谋”。可是政治案件一旦启动，就不会因为查出诬告者而轻易停止。柳勣固然逃不掉，杜有邻也没有因此洗清罪名，两个人最终一起被投入大理寺，接受“重杖”。相关记载明确说，柳勣与杜有邻“皆杖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负责此案的吉温。《旧唐书》把吉温列入《酷吏传》，记载他审讯时极善制造恐惧。他曾把囚犯分别关押，故意在后厅拷打重囚，“或杖或压”，让惨叫声传出去。其他人听见以后，知道再不招供便可能轮到自己，于是纷纷“诬伏罪”。《旧唐书》说到杜有邻案时更干脆：“勣等杖死，积尸于大理寺。”
“积尸于大理寺”五个字，已经把所谓“宽刑”的面纱撕得干干净净。
真正让这件事进入中国杖政史的，却还是司马光的一句话。《资治通鉴考异》在核对诏书与史传记载之后指出，官方诏书明明说杜有邻等人只是受杖，甚至说是“宽极刑”“特宽殊死”，可是吉温传却明确记载这些人全部杖死。司马光因此断定：“盖诏虽与杖，其实皆死杖下也。”
这句话说透了唐玄宗后期杖政中一个极为阴冷的事实：纸面上的“杖刑”，完全可以在执行中变成死刑。
从法律形式上说，皇帝没有杀杜有邻。恰恰相反，皇帝还“饶”了他一命。诏书甚至可以堂而皇之地写进“宽极刑”“特宽殊死”这些充满仁慈色彩的词语。若只读诏书，我们甚至会以为唐玄宗在实行慎刑、恤刑，把本来应该处死的人降等处罚。
可是只要走进大理寺，便会看到另一幅景象。板子一下一下落下去，所谓“免死”的犯人最后还是变成了一具尸体。
这里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司法中一个极值得注意的灰色地带：刑名与刑罚结果可以发生分离。
死刑有死刑的程序，有死刑的名义，也要承担杀人的政治责任；而杖刑不同。皇帝可以宣布“免死”，司法机关却可以通过控制杖责的轻重、次数和执行方式，把一个已经获得“免死”恩典的人活活打死。
于是，杖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功能：既可以表现皇帝的仁慈，也可以完成皇帝需要的死亡。
杜有邻案发生后的天宝六载（747年），唐玄宗更进一步下诏废除绞、斩条款，凡应处绞斩者改用重杖。表面上看，这当然是“好生之德”；但后世史家已经注意到其中的问题，有记载直言其结果是“其实有司率杖杀之”。
因此，杜有邻之死绝不是一个孤零零的酷刑故事。它恰好站在唐玄宗晚年刑政变化的一个节点上。
唐太宗时代曾经因为人体要害而调整杖刑部位，体现的是如何让杖刑尽量不致人死；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逻辑：既然名义上不愿使用死刑，那就让重杖承担一部分杀人的功能。
法律文字因此越来越好看。“宽极刑”；“特宽殊死”；“但决重杖。”一个个词都透着仁慈。
可是杜有邻没有活下来。他用自己的尸体证明了一个极其残酷的事实：有时候，皇帝赐给你的“免死”，只不过是换一种方式把你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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