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自贡市电筒厂：从上海通明到飞马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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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电筒厂

从上海通明到飞马传奇

自贡市电筒厂位于自贡市贡井区鹅儿沟，距旭水河天然瀑布二百米。其前身是1929年创建的上海通明电器制造厂。当时创办人投入资本一千二百块银元，是个仅有八台脚踏冲床的小作坊。解放以后，私营企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公私合营，生产得到较大发展。手电筒产量在解放初期日产二百一十打（合二千五百二十支），至1966年上半年日产量达一千一百打（合一万三千二百支），翻了五番。1966年9月，为支援内地建设，通明电器制造厂内迁自贡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体制改革，工业总产值和主要产品产量以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发展。1988年，工业总产值达二千六百四十九点一万元，手电筒产量一千三百二十一万支（其中出口创汇五十七万美元），电珠九百五十一万只，灯具九点九七万套，比1966年翻了两番。职工人数为一千二百三十三人（包括大集体三百零二人），劳动生产率为二万一千九百三十元每人。1988年被省政府批准为“四川省级先进企业”。

一、工厂创建及内迁前

（1929年—1964年）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农村普遍使用灯芯草油灯，而上海市场手电筒热销。宁波人翁辅卿（又名翁璞卿）看到了电筒市场的巨大潜力，便与同事杨永江筹集一千二百元资金，决心开设专营手电筒的电器制造厂。他们租赁了上海法租界茄勒路（今吉安路）的场地，购置老式脚踏冲床等设备，准备开工投产。由于资金不足，又通过标会筹款的方式筹集了一千二百元，共计二千四百元作为建厂资金。工厂命名“通明电器制造厂”，翁辅卿自任总经理，杨永江任厂长。

宁波翁辅卿故居

建厂初期，工厂条件简陋，仅租有八十余平方米的场地，生产以铜电筒为主，每天产量仅为数十打。但随着市场的拓展和生产的逐步发展，到1937年初，产量已达日产一百多打，厂房面积也扩充至二亩，固定资产递增至二万五千元。通明电筒与当时的其他几家电筒厂并称为“老八家”，产品商标多样，其中以“白象”牌最为著名。通过发行所的对外联系，电筒的营业区域扩张，全国各地均有销售。

白象牌手电筒底座

1937年，“七七事变”给通明电器制造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厂房被炸光，仅抢救出几台老式冲床。面对这一惨状，工厂无力维持，翁辅卿宣布关闭工厂。但日寇的侵略使得手电筒行情再度看涨，翁辅卿于1941年重新树起招牌，修补老设备，续聘员工，打出新的商标，苦苦维持生产。珍珠港事件发生后，日货充塞上海市场，翁辅卿另开门路，策定通明不再生产手电筒，专搞小型电机产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上海市场一度繁荣，翁辅卿扩充场地，调整人员，重组上海通明电筒厂。此时，工厂规模有所扩大，管理上也进行了改革，推行领班制，并首次雇用女工。1949年5月，上海解放，政府对私营企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工厂规模在解放初期迅速扩大。同时，工厂内建立党支部、工会和共青团支部，加强企业管理和群众工作。

1956年，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通明电筒厂宣告公私合营。1957年，通明电筒厂兼并归于上海汇明电筒厂，改建为汇明电筒厂第三车间。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国民经济曾面临困难，但通明电筒厂全厂职工努力生产，加强纪律，任务没有受到影响，且年年有所发展。

1964年5月，经上海市轻工业局批准，汇明电筒厂第三车间改建为汇明电筒二厂。企业独立以后，规模更加扩大。全厂建筑面积达到二千五百六十三平方米，拥有各式冲压机三十七台，各种金属切削机床二十七台，固定资产净值增为四十一点二万元，职工人数增为三百六十人，手电筒产量达三百万支，利润超过百万。这一时期，企业党政领导依靠骨干，健全了各项管理制度，为工厂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企业内迁阶段

（1965年—1966年9月）

根据党的加强三线建设的指示，当时毛泽东主席发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上海市和四川省政府协议，决定从上海内迁一部分工厂到四川支援内地建设。1965年11月，上海市轻工业局和四川省手工业管理总局达成协议，决定把“上海市汇明电镀二厂全部迁至四川省自贡市，以发展四川省轻工业生产”。

1965年12月，自贡市轻工业局与上海铝拉公司挂钩联系，先由张玉书、周长灵两同志到自贡选点。1966年2月，再从厂内派出十余名骨干到自贡市进行基建工作。1966年6月，自贡市二轻局李信局长亲自带队到上海，组建“汇明电筒二厂内迁工作领导小组”，接受及办理全厂入川的事宜。

1966年7月12日，新调任的厂党支部书记李灿甫同志向全厂职工作了《关于第一次内迁动员报告》，着重谈清支援三线建设的意义，动员职工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次内迁工作。当时，在册职工为三百九十六人，另有代四川招收支农工人二十名，代四川培训艺徒十四名（当地招收到上海学习的艺徒三十人除外），共四百三十人，其中党员三十二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企业依靠上级组织通过种种具体措施，把职工的许多问题加以解决。绝大多数职工能坚定地、安心地报名支援内地建设，许多职工申请愿意全家迁川。

在迁厂动员基础上，组成了政治思想工作组、设备材料搬迁组和总务工作组，有计划地以车间包干落实，发动群众做到搬而不乱，安全迁厂。当时，“文化大革命”序幕已经拉开，但是两地领导和广大职工以大局为重，未受干扰和影响，上海生产一直维持到八月底。整个搬迁仅以一个月的时间全部完成。与此同时，全厂一百五十三台套主要设备、一百九十二吨原辅材料、二百零六件生活办公用具共计四百八十八吨物资，先后以十四个车皮顺利运抵自贡，在九月底基本安置妥当。

企业内迁组织（自贡市汇明电筒厂筹建组），在厂长张玉书同志，检验科科长黄兴初同志，供应科科长周长兴同志率领下，克服许多困难，会同自贡有关部门共同努力，用八个月的时间，兴建了九幢简易的职工家属宿舍，使五百多名内迁职工和家属都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全厂职工排除了文革初期的干扰，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倾尽全力抓好生产。1966年10月3日，正式送电开工，机器设备正常运转。当年四季度完成手电筒七十二万支，创造了三季度迁厂、四季度投产的良好局面。当地同志夸赞上海内迁职工“一个相当规模的企业，从几千里之遥的上海迁到自贡，创造了当年筹建、当年搬迁、当年投产的记录，真是了不起。”

电筒厂迁厂20周年纪念签（陈桥藏）

1966年10月，经自贡市轻工业局批准，自贡市汇明电筒厂正式更名为自贡市电筒厂。

三、内迁后创业发展时期

（1966年—1978年）

企业内迁初期，全厂职工以大局为重，积极投入发展内地建设和搞好生产的工作。尽管当时正处于“十年动乱”时期，面临许多严重困难，但绝大多数职工没有卷进派性斗争，严格坚守生产岗位，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优良传统，做到没有一天停产。十年内乱，工厂除了1969年亏损五点二万元以外，做到年年有盈余，累计上缴利润一千多万元，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内迁职工为建设自贡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在生活上，职工和家属初到自贡，人生地不熟，对气候不适应。饮的是硬质水，住的是“干打垒”，走的是坡坡路，许多内迁职工都不习惯，特别是住进简易的“干打垒”宿舍（造价为三十四元每平方米），墙头是泥，窗子只有二小窗，面积小，采光差，外面下大雨，屋内漏小雨，许多职工水土不服，甚至出现喉咙嘶哑，不能发音。那时候，厂区没有一条平整的通道，由于气候潮湿和阴雨连绵，形成泥泞难行的状况，走惯了上海的柏油马路再走泥巴路，更是怨天尤人。一百多个单身职工拥挤在原装配车间楼上的一排陋房内，科室也东塞几个、西塞几个，党政办公室设在原配电房下未经整修的平房内，一部分科室还设在仓库内办公。在这些考验面前，全厂职工发扬上海工人阶级的传统，困难面前不弯腰，建设三线不动摇，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创业之路。

厂里根据内地实际，为解决职工子女入托就学的后顾之忧，即自办哺乳室、幼儿园；对职工子弟教育工作，企业内迁后即着手组织举办三厂（电筒厂、锯条厂、制钉厂）职工子弟联校，使职工子弟的教育未产生断层现象，安定了人心。生活上坚持低标准，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努力过好语言关、水土不服关、住房关、交通不便关，以及单身职工两地分居关。内迁职工在吃菜、饮水、行路等日常生活问题上，是这样坚持过来的：当时自贡的蔬菜花色品种少，国营菜场里供应的是两种菜，一种是甜菜，一种是蓊菜（由于梗子粗，叫“无缝钢管”），十分单调，当地人不吃虾和田螺，也不卖马兰头和荠菜，内迁职工和农民解释自己的需要，国营菜场调进的品种增多、吃菜的问题逐步得以解决。

在内迁开始的几年中，涌现了一批忘我劳动、不怕牺牲的好职工，他们给全厂职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原冲制车间党支部副书记、风焊组组长沈仰高同志早年在上海四达厂、上海无一厂工作，1966年随爱人内迁，他工作踏实肯干，难事抢在前面。1972年12月12日上午为帮助自贡市电珠厂（后名：自贡市灯泡厂）修理天然气储气桶，但因桶内余气未排尽，在焊接时发生强烈爆炸事故。沈仰高同志当场遇难，我们的内迁职工为内地建设把热血洒在自贡的土地上。

还有一位“一心为大家”的老职工黄兴初同志，早年在无锡当学徒，1946年进厂后工作认真，起早摸黑，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工作者，1960年被提拔为车间技术员，1965年11月提任为技术科负责人，随即就到自贡开展迁厂筹备工作。他以身作则，克服了许多困难，使企业迁厂工作顺利进行。迁厂后的九年中，他发扬了不怕苦、不怕累的“老黄牛”精神，一点没有干部的架子。事事抢着干，在筹建向阳气站时已身患绝症，但他在安装天然气管时，自己肩扛着气管奔跑，直至昏倒在施工现场。他生命垂危之时还念念不忘希望企业和职工能早日使用天然气。沈仰高、黄兴初同志平凡的事迹，都蕴涵着不平凡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们是内迁老职工的楷模，值得人们永远纪念。

纵观文革时期，由于厂职工的努力奋斗，在内迁当年就实现“当年搬迁，当年投产”罕见的效果。并在开工后的第一年就完成手电筒二百八十一点七万支，上缴利润八十八点七二万元，这以后的九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企业发生了许多困难，生产上徘徊在四百万支左右。这在当时的动乱年月来看，企业还能年年为国家上缴一定的利润，十年共创利润九百五十八点八万元。

内迁以来，为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开展了技术革新和开发新产品的工作。当时针对企业长期以来不少工序还未摆脱手工操作，内迁时电镀车间的主要操作工序抛光和镀克、装配车间的很多工序都是手工操作问题，从70年代初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了自动抛光机多台，摆脱了落后的手工操作局面。

在抛光操作的改革后，企业又把重点放在电镀上，原来镀克用缸，体积小，操作拎缸身体距离含有氰化钠和铬酸的镀液较近，气体蔓延，容易鼻穿孔。后来采用自动镀铬机，这种自行设计的新式伞形镀铬机，工人们称它为“大阳伞”，又方便，又安全，标志着厂电镀操作进入新阶段。

在抓技术革新的同时，企业在几年中还开发了纪念章、灯头、自行车链条，电风扇、电池等新产品，但由于国家工业管理体制的变迁使这些新产品开发成功后，则由于体制关系而转让给其他单位。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厂职工意气风发。在贯彻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的精神指引下，为进一步搞好技术革新工作，企业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组成双革四新领导小组。1977年10月，企业召开厂历史上第一次技术机修工人座谈会，参加此会议的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共一百一十三人，同时举办了自贡市电筒厂技术革新小型展览会，统计出建国二十八年来厂双革四新成果共四百九十二项。主要项目中有筒身半自动风焊机、筒身六工序自动联合机、筒身自动抛光带式、立式机、头巾链条式自动抛光机、无氰电镀工艺、液氰处理含铬废水、低铬酸电镀等八十项，在此基础上企业继续开展迁厂以来第三次技术改革的热潮。

1978年9月，企业取消革委会名称，恢复厂长职务。焦抗帝同志调入任厂长，实行党总支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孙柏生同志任党总支书记，邵寿康同志任党总支副书记，张玉书、王荣显同志任副厂长，企业恢复了正常管理秩序。1978年底，厂生产的原“三五”牌手电筒在全国电筒技术交流会上评为优质产品，轻工业部颁发了奖状。

四、企业扩权改革时期

（1979年—1986年）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调整了国民经济，实现了工作的重点转移，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企业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职工积极性提高，生产连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1979年，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制建立，促使劳动热情进一步高涨，至1980年，结束了生产长期徘徊于年产量三百万支至四百万支的局面，当年手电筒产量达到五百八十点四三万支。

1979年9月26日，市委工交部下达市组函〔1979〕303号文件正式批准了从二级单位升级为“作为县级单位对待”。这一年，过去长期未彻底解决的废水治理项目，经市环办〔1979〕21号文件批准为建造离子交换含铬废水处理工程项目，投资四十万元，1980年竣工，1981年使用，取得较好的效果，排放废水符合国家排放标准。当省政府有关部门领导到现场视察时，厂领导提出进行电镀改造的设想，受到鼓励和支持。

1980年7月，市政府批准实行超产计件工资制度。第一次把职工的利益同企业生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调动了职工生产积极性，出现了增产节约的热潮，促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不断增长，使企业成为轻工系统举足轻重的单位，被列入全市十八家重点大中型企业之一。

1980年获四川省大庆式企业

1982年是企业整顿、体制改革、经营管理、技术改造等一系列工作出现重大变化的一年。1982年3月，厂被确定为省、市首批开展企业整顿的单位，由市委、市政府蹲点调查组组长许仲文、副组长廖敬宗等六人进驻厂开展工作，经过一年时间的整顿，经市政府各部门组成三十九人的企业整顿验收组分别对企业政治工作、经济责任制、财务整顿、劳动组织整顿和综合等各方面进行检查后对厂颁发《企业全面整顿合格证》。1982年4月，根据市委、工交部工组函〔1981〕158号文《关于电筒厂党总支改建为党委》的通知，党组织从总支单位组成党委厂。4月28日至29日召开首届党员大会，选举厂历史上第一届党委会，孙柏生同志当选为党委书记。

1982年5月，全国电筒行业生产技术交流会在自贡市召开。5月13日，全国电筒行业代表七十六人参观电筒厂，对电筒厂产品质量及近年来开发的有民族特色“二龙戏珠”“天女散花”等刻花电筒给予好评。

1982年6月，自贡市人民政府以自府函〔1982〕17号文件通知：根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有关组合、改组的指示精神，经过多方协商，批准自贡市电筒厂和自贡市灯泡厂、自贡市纸箱厂以及自贡市布轮厂在各自所有制不变，财、税解交关系不变，产品归口关系不变的原则下，组成自贡电筒工业公司。公司相当于县级单位。1982年8月，自贡电筒工业公司宣告成立，焦抗帝同志在大会上作企业改组工作报告。

1982年9月，市委工交部批准建立中共自贡电筒工业公司临时委员会，孙柏生同志任书记；批准焦抗帝同志任自贡电筒工业公司经理，同时免去其自贡市电筒厂厂长职务；陈恩健同志任公司副经理兼任自贡市电筒厂厂长职务。

1982年，由于改革取得的一系列变化，职工之间体现出了极大的劳动积极性，当年手电筒产量突破八百万支，与十年动乱时期产量徘徊不前的局面相比，产量翻了一倍以上。

1983年生产经营形势更好，为了改造旧的电镀工艺，建造新的电镀中心，早经自贡市经委、财政局的自经技（81）33号和自财企（81）128号文件批准建造电镀中心项目，总投资为二百九十一万元，1983年竣工，新建厂房六千三百三十三平方米。

1983年的电筒厂厂区

为了进一步实现厂的技术改造的重点项目，省计经委的（82）川经函68号文件批准了在一期工程基础上开展二期工程（冲制改造项目），总投资二百九十七万元。市政府的市府函〔1982〕16号文件正式批准了实行“利润包干”的措施，进行技术改造，加快发展电筒生产的批复，决定“定额包干上缴，一定五年不变，其超过部分作为企业改造基金。”有力推动了电筒厂技术改造的发展。

通过几年来的技术改造，总共投资为六百二十八万元，新增占地面积二万九千四百一十八平方米；新增建筑面积一万一千六百四十六平方米。这些项目的实现，使生产上出现了新的局面，电筒生产的冲制、电镀、装配三个分厂都搬进了新的场地，大大提高了生产劳动效率。

为了适应电镀工艺的改造需要，积极培训电镀操作人员，特地邀请上海手工业管理局局长刘汝升，全国政协常委、高级工程师秦宝兴，上海电镀学会专家、高级工程师李鸿年来厂为电镀分厂的电镀技术工人作四天讲学，传授了国内先进的电镀技术，掌握了镀金等新工艺，为日后发展灯具产品奠定了基础。这一年电筒产量达到八百八十万支，利润突破三百万元，是厂经济效益较好的年头。

但由于企业生产环境和历史条件的限制，生产经营活动同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还不相适应，长期形成了重生产、轻经营，重计划、轻市场，重产量、轻效益，惯于产品单一化，生产靠计划，埋头搞产量，是比较典型的封闭式的生产型企业。这种单纯生产型的企业和生产经营型现实的发展是严重脱节的。

1984年，继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当然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企业首当其冲，形势极为严峻，过去一直按国家计划生产，由商业部门包销产品的传统做法无所适从，百货公司一反常规一个通知“暂时停止收购手电筒”。于是，数百万个手电筒塞满了工厂的每一间空屋，甚至挤进了职工宿舍，全厂职工忧虑异常，企业领导也焦急万分。与前一年相比，由于产量的剧烈下降，工业总产值也下降百分之二十七点零八，实现利润下降百分之四十四点八三。

在严峻的困难面前，企业领导班子召开紧急会议探讨这一严重问题。过去，电筒厂手电筒销售历来都是外销由外贸公司下达计划，内销由百货公司统购包销，企业安于“吃太平饭”。由于企业管理没有摆脱“生产计划依赖上级下达，产品销售依赖统购包销的旧体制。”因此对1979年商业体制改革，1984年国家调整出口政策所带来的影响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相应的应变对策，从而导致电筒厂生产发生两次跌落，企业生产经营一度陷入困境。

汲取了以上经验教训，企业认清了市场的巨大作用，明确了销售工作在企业的重要地位，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灵活地开拓多渠道经营。于是公开招聘和培养了自己的销售人员，由厂长亲自带领人马，走访四川省的二级、三级站，专程去云南、贵州开辟新区，会见了几十位经理，详细介绍企业概貌和产品质量情况，使电筒厂飞马牌手电筒在省内市场占有率由1983年的百分之六十一点八，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同时，打入云贵市场。终于摆脱了全厂忧虑的产品滞销的困境，迎来了通明的坦途。与此同时，在市场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电筒厂作出了开发民用建筑灯具的决策。在新产品开发过程中，党委书记孙柏生同志亲自挂帅，率领一批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上海调研，并作出试制灯具的可行性论证。在全厂各部门职工共同配合下，以短短五十多天的时间搞出样灯，仅仅三个月的时间，就试制出吊灯、壁灯、吸顶灯三个品种的民用建筑灯具，建立了通明灯具厂。以后又陆续发展台灯、荧光灯等四十多个系列，六十多种规格，二百六十种花式。通过产品开发，电筒厂产品结构已从单一电筒生产，逐步转变为手电筒、灯具、特种灯泡。总厂在现有产品国内外市场畅销情况下，致力于新产品的研制开发工作，开发具有80年代水平的新产品真空吸尘器，同国外两家著名公司签订了引进关键设备的合同。第一批自行组装的“飞马牌”真空吸尘器于1989年春节期间进行展销，投入市场，颇受用户的欢迎。企业坚持多样化经营方向，经过若干年努力，力争达到总厂产品、产值结构中手电筒的比重降到恰当的比例，以克服企业单一产品经营的隐患，提高经营安全率，使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良性循环。

随着生产的发展，买方市场的形成，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取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进步的程度。内迁后通过增设试制制造车间、科研所、总师办，充实技术管理机构，使技术开发得到组织上保证。在分配不到设备的情况下，自行制造了龙门刨床和多台C620车床等工作母机，开始自制专用设备，以后又购置了具有80年代先进水平的数控线切割机床、电火花加工机床和仿形铣床等新设备，增强开发能力。除了改造抛光、镀铬等设备外，又自行研制了电筒开关及电珠寿命试验仪，矿泡光中检测仪和光电参数检测台等专用仪器，试制出筒身深拉伸冲床，增加了仿金电镀，改革了“校光—楷包生产线”。同时认真抓好技术改造工程，以及电子计算机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从美国安美特公司引进80年代水平的环形镀镍生产线正式投入生产后，对提高电镀自动化程度和产品质量，具有重大作用和深远意义。

企业把培养人才作为企业长远发展的一项战略措施来抓。从1979年以来，通过自办电视大学教学班，开设机械、电机、企业管理、语言文科等班级，或送外代培，培养电大毕业生近百名，全厂职工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一百一十六人，占全厂职工总人数的百分之九点四一，居全国同行业厂家之首。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同时，企业还十分注意职工队伍的建设，通过“双补”和青工轮训，改变了电筒厂职工的知识结构。

1984年，自贡市灯泡厂从公司退出，重新划归自贡市轻工局领导。电筒厂以一百万元的代价，经有关部门批准，取得了自贡市灯泡厂在杨家湾全部不动产产权，使企业进一步发展有了一定的场地条件。

在汲取了1984年销售市场的教训后，企业总结了工作上的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应变措施，使1985年的生产有所回升。1985年，为适应体制改革的要求，企业推行了厂长负责制，经上级批准：自贡电筒工业公司正式更名为自贡通明电筒灯具总厂，焦抗帝同志出任厂长。企业建立起自身的经营体制，牢牢控制住市场销售这个龙头，制定了不同销售区域特点的推销策略，审时度势实行灵活的供货策略，充分利用商业渠道，广泛建立销售网点，在短期内扭转了销售“落潮”的问题，使产销都有起色。1985、1986两年手电筒销售有了较大回升。1985年7月，正式建立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飞马销售开发公司，作为企业市场经营的一个窗口。

随着自贡市工业管理体制的进一步调整，上级决定，自贡市纸箱厂、自贡市布轮厂相继划出总厂。这两年，企业职工经受了两次自然灾害的考验。1985年3月，自贡发生地震，全厂职工没有惊慌失措，有组织地晚上离家避震，白天坚持生产，实现了抗震夺高产。另一次是1986年5月，因大暴雨侵袭，家属区四、五号房宿舍公路滑坡，严重危害这两幢宿舍的安全，在突然降临的灾害面前，厂领导现场会议决定，立即疏散八十户职工，并且在市长陆强同志和市级各领导机关的直接关怀下，采取果断措施，对四、五号两幢宿舍拆除重建。1986年8月，根据上级党委关于对大、中型骨干企业领导班子的要求，任命范伯容同志为总厂临时党委书记，孙柏生同志力荐中青年干部担任企业领导职务，自己主动向市委要求退居二线，任总厂调研员。9月，任命李欢庆同志为总厂临时党委副书记。

五、承包经营责任制时期

（1987年—1989年）

1987年初，在体制改革的深化进程中，市政府决定对总厂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为全市大中型企业中首家），这项改革体现了企业突破旧体制的束缚，经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特点。3月29日，《自贡日报》刊登电筒厂监事会公开向社会招聘厂长的启事。此后，自贡市无线电一厂工程师许其鑫同志和原任厂长焦抗帝同志投标应聘。5月6日，市政府体改办等在电筒厂举行《通明电筒灯具总厂招聘厂长考评答辩会》。两位应聘者宣布自己的治厂纲领和方案，并回答了十五名考评专家的提问。经过答辩考评，焦抗帝同志以一百零四点二分的总成绩中标，并于7月10日与市工委正式签订了《1987年—1989年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合同书》，完成了企业的大承包工作。

6月26日，自贡通明电筒灯具总厂监事会以通明总监（87）1号文件委聘焦抗帝同志为自贡通明电筒灯具总厂厂长。任期三年，从1987年1月1日起至1989年12月31日止。与此同时，自贡市二轻局以二轻人（87）67号文件批准：焦抗帝同志为自贡通明电筒灯具总厂厂长。

7月10日，总厂举行资产经营责任制厂长就职大会，焦抗帝同志在会上作了《振兴通明齐努力，发展通明再立功》的就职讲话，提出了1987—1989年经营目标：三年利润总额为四百八十三万元。1987年一百四十六万元，1988年一百六十一万元，1989年一百七十六万元。接着，总厂对一些分厂和科室实行内部承包责任制，特点是包得实，即承包内容、指标、奖惩等透明度较高，都是实实在在的职工看得见，摸得着，算得清，使职工有奔头、有盼头、劲头倍增。总厂还根据各分厂、科室工作特点，分别采用了承包、销售收入承包、费用承包、单项承包和集体承包等方式。并且，在企业内部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调整产品结构、压缩各项费用支出，在推行目标成本管理基础上进一步试行成本项目的专项目标控制、优化生产体系等。

1987年，厂部采取了抓好市场开发、细化企业管理、推进技术进步等各项有效措施，终于圆满实现了1987年《资产经营责任制合同书》所规定的第一年承包目标。这一年，生产经营工作有四个突破：一是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生产水平有新的突破。“飞马牌”手电筒自1979年起四次蝉联轻工业部优质产品，并获出口荣誉证书、四川省著名商标证书。“恐龙牌”白炽壁灯1986年底被评为部优产品，获轻工部优质产品证书。2.2V0.25A小圆电珠1987年被评为部优产品，获轻工部优质产品证书。11月27日，电筒厂手电筒生产首次突破一千万支大关，创造了建厂以来的最高纪录。二是深化企业改革在内部承包、分配制度上有一定程度突破，增强了企业活力。各分厂、科室的责任承包全部落实，使全厂职工树立了与企业共兴衰的观念。特别是1987年10月，改革企业现行工资奖金分配制度，实行“以岗位工资为核心”的结构工资制，改变了原有的等级工资制，突出了岗位工资、贡献工资的结构，增资系数经业绩考核，理顺了工资关系，稳定了生产第一线岗位上职工情绪，调动了全厂职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三是新产品开发有实质性的突破。致力于新产品真空吸尘器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的引进。由老书记孙柏生同志率领的可行性论证编写小组，认真写出可行性论证并经省计经委（87）工1117号文件批准。四是群众性的科技进步及合理化建议项目有很大进展。职工参赛项目达到三百一十四项，总厂召开了首届科技进步及合理化建议大奖赛表彰会。今后形成一个制度，每年进行一次表彰。与此同时，1987年企业外事活动也频繁增多。

1988年手电筒获中华人民共和国轻工业优秀出口产品铜质奖

1988年以来，先后有三批人员出国考察。第一批焦抗帝、万荣鑫同志以及西南国际租赁公司、机械委第八设计院三个单位五位人员于6月2日至21日考察了意大利、西德两个国家；第二批陈恩健、张建法、周龙宝三位同志于10月20日至30日赴香港考察，验收引进电镀生产线；第三批焦抗帝、羊伟强两同志随省轻工进出口公司团组于1989年11月—12月访问了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西班牙三国。通过出国考察，对电筒厂引进真空吸尘器关键技术和关键设备项目的机型、厂家做了认真的比较。焦厂长和孙指挥长等一行先后于1989年3月16日至20日在成都会同西南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意大利AXIS公司代表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1989年4月17日至19日电筒厂在自贡檀木林宾馆与尼日利亚德琼沃先生就中尼合资经营“通明-安培尔电筒制造有限公司”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电筒厂与尼日利亚安培尔公司合资，建立飞马牌手电筒组装工厂的合同书。1989年6月6日至9日在自贡檀木林宾馆与美国GLOBE公司代表进行了技术谈判，草签了合作意向书。

飞马牌前校光手电筒获1989年四川省优质产品称号

六、企业宣布停产

（2000年—2004年）

20世纪末，改革深入发展，经由自贡市人民政府自府函〔2000〕44号文批准改制。改制时，四川通明照具有限责任公司（民营企业）承接了原自贡通明电筒灯具总厂全部负债、非生产性项目、全部职工及离退休人员。2005年8月29日，四川通明照具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挂牌运营。

从2004年起，由于原辅材料的大幅度涨价，特别是生产主材薄板由原来的四千多元每吨涨到一万多元每吨，磷铜板由原来的一点六万元每吨涨到七点八万元每吨，电镀镍由原来的五万元每吨涨到三十一万元每吨。其他材料，如电镀有色金属、化工材料也成二至三倍的上涨，使企业的成本达几倍的提高，而电筒产品本来为微利产品，市场竞争激烈，主要销往农村，价格无法提高，致使投入产出不成比例。该厂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采取了许多节能降耗措施，顽强地坚持生产，仍不能力挽狂澜，依然亏损。此时，累计亏损额达一千八百万元。企业资金链完全断裂、流动资金全部枯竭，债权人纷纷上门、法院查封账户成为家常便饭。市环保部门、卫生部门加大监督力度和处罚力度，在这残酷的情况下，企业只好于2004年9月宣布全面停产。

来源：贡井政协文史委《贡井三线建设钩沉》，内容有删减。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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