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奇评《金钱舞动的东海》︱从劣币到倭银：东部亚洲海域的钱币联动网络

金钱舞动的东海：

货币与奢侈的15—16世纪

[日]大田由纪夫著

胡炜权译

东方出版中心

2025年11月出版

240页，7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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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中奇

自秦半两统一币制至晚清西方金融体系进入之间，明代货币体系之复杂程度可谓旷古绝伦。从承袭赵宋余绪的大中通宝、洪武通宝，到“钞行钱禁”的单一纸币体制，再到银钱并用对旧有规制的突破，直至“白银货币化”与“货币白银化”格局的确立——在两个半世纪的演进中，中国货币形态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剧烈变革。鉴于此，明代货币史研究虽极具学术魅力，却因史料之匮乏而面临重重瓶颈。针对该领域的核心议题，如“一条鞭法”与白银全球化的结合、大明宝钞的发行动机及其恶性通胀、货币流通与市场规模的关联、金属货币的科技考古分析，以及白银与日常生活史等，刘光临在《走向理论自觉的明代货币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24年第4期，40-45页）中已有系统性回顾。然而，明帝国与东部亚洲各国存在深入的经贸联系，即便在白银大规模流入之前，明朝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亦呈现出跨地域的特征。目前，中文学界对明代铜钱在东亚区域的波及效应，以及明朝、朝鲜王朝与日本室町幕府间的货币联动关注尚显不足。由鹿儿岛大学大田由纪夫教授著、山东大学胡炜权副教授译的《金钱舞动的东海：货币与奢侈的15-16世纪》（后文称《金钱》），恰为中国学界填补了这一环流研究的视角空白。

《金钱》试图突破传统的单一国家视角，从跨国互动的角度重新审视十五至十六世纪东亚经济史的发展脉络。作者强调，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各国的历史进程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持续的区域互动中共同塑造。这种跨国视角挑战了以往中国中心或日本内在发展等单线叙事，主张用东亚各国“双向互动”的共同进化过程来解释区域历史。换言之，十五至十六世纪的东亚经济关系既非“中国-周边”式的单向附属，也不同于西方“现代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结构，而是各国相互交流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松散却紧密关联的共生格局。

在这一视角下，作者揭示了奢侈消费与贸易扩张在东亚区域内引发的连锁效应。永乐帝迁都北京产生了北方庞大的军事开支和京师消费，明廷不得不建立贯通南北的物流，并大量投放白银以解决实物税收的低效。这种财政的货币化，意外地为民间的奢侈消费提供了流动性基础。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中国统治阶层对香料、生丝等奢侈品的嗜好推动包括走私在内的海外贸易蓬勃兴起，海禁之下民间交易仍日益活跃。与此同时，十五世纪后期朝鲜对“唐物”（明朝奢侈品）的需求复苏，以朝贡使臣为途径，用白银换取大量明朝丝绸、瓷器等珍品，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日本船只来往的限制，积极向日本输出棉布等物资。日本则凭借琉球等中介获得了大量中国丝织品、瓷器和东南亚香料，对“唐物”的追捧使其国内奢侈风尚盛行。由此，明、朝、日三国上层社会的奢靡风气互相影响，形成了区域内消费风尚的连锁反应。这种模仿与竞争带动了跨国贸易扩张和市场繁荣，表明东亚各经济体的消费与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此起彼伏，互为推动。经济的同步增长也引发了东亚各国货币体系的动荡。明朝因铜钱供应不足出现“拣钱”现象，即民间只收宋代旧钱，不愿用新铸钱，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私铸泛滥。几乎同时，日本十五世纪末颁布“撰钱令”试图加强对劣质钱的管理，但在中国铜钱输入减少、国内钱荒的情况下，贸易反而萎缩，许多地区的货币流通陷于停滞。朝鲜则因为奢侈消费风潮导致布帛货币贬值，标准五升布被裁减幅面的“短布”充斥市面，信用扫地。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货币乱象也出现在同期的越南和爪哇，进一步印证了这是东亚范围内经济共振的结果。十五世纪后期席卷东亚的这场货币危机表明，各国商品经济的扩张已经进入一个跨国互动的新阶段，是彼此牵动的。

品质逐渐低劣的日本铸永乐通宝恶钱（图片来源：“コインの散歩道”网站）

接下来，作者将目光转向十六世纪中期日本白银（即“倭银”）大量涌现这一关键转折。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明朝重启海禁、倭寇骚乱等因素令中日官方贸易停滞，环中国海的交流网络陷入低潮；日本因为中国铜钱断流而出现货币紧缩、市场萧条，物价下跌，商业活动放缓。然而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起，随着日本在石见银山等矿脉的大规模采银和冶炼技术改进，白银产量剧增。朝鲜为购买明朝商品亦急需白银，端川银矿的开采使其有更多银两用于对华贸易。在官方渠道受阻情况下，日本商人开始携带倭银经由朝鲜换取中国的丝绸、药材等唐物。史料记载，1540年前后每年约有数吨倭银通过朝鲜流入明朝辽东等地，活跃了边境市场，不久之后，日本白银直接输往中国的规模也迅速扩大。作者指出，倭银大量输出并非源于明日通商顺畅，恰恰是官方贸易受限催生的民间走私产物。倭银作为应对区域贸易困局的非常之举，重新联通了中日韩之间的经济往来，对以琉球为枢纽的旧贸易体系形成冲击，标志着东亚海域贸易进入了一个以白银为媒介的新阶段。

十六世纪石见银山所产丁银（图片来源：岛根县立古代出云历史博物馆）

到了十六世纪后期，白银大量流入东亚引发新的挑战，各国开始主动调整金融政策以维持内部稳定。美洲白银的涌入虽助推了明清两朝建立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格局，但也造成物价高涨等隐患；日本因中国铜钱供给断绝而以米谷和金银替代铜钱，并在德川幕府初期建立金银铜三币并行的体系，同时通过锁国限制贵金属外流，有效遏制了通胀；朝鲜则因对外贸易有限，白银未能普及，十七世纪起改铸铜钱、严格限制白银流通，避免了国内金融的剧烈震荡。至此，东亚三国各自建立起独立的货币体系，逐渐化解了白银热潮的影响，区域经济关系在十七世纪以后也趋于重新分流。

奢侈消费风尚的传播、货币危机的同步爆发以及倭银的崛起与扩散，这几条主线贯穿全书，充分体现了中国、日本、朝鲜等经济体之间密切的联动关系。各国并非被动卷入全球体系的边缘，而是共同参与并塑造了一个区域循环：明朝对白银和海外货物的需求与周边国家对中国商品的渴求互为因果，共同推动了东亚经济的繁荣变迁。作者强调，正是这种东亚内部的双向互动与共同进化，使得该地区的历史轨迹有别于传统的“中心—边缘”叙事。不论中国中心论，还是日本内部发展论，都不足以解释这一时期丰富的跨国经济联系。本书通过宏观的区域对比视角和多国史料的运用，揭示出早期近代的东亚事实上是一个松散却紧密互动的经济共同体。这一学术观点不仅刷新了我们对东亚历史的理解，也为比较东方与西方的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新的启示。

《金钱》的出版，在日本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目前有村井章介与川户贵史的书评。川户贵史认为，《金钱》最重要的创见是指出十五世纪后半期东亚奢侈性消费的增加是私铸钱泛滥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有力地挑战了学界对十五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日本的“宽正大饥馑”与“应仁·文明之乱”经济凋敝的传统印象（川戸貴史「（批評と紹介）大田由紀夫著『銭躍る東シナ海―貨幣と贅沢の一五～一六世紀』」、『名古屋大学東洋史研究報告』第47号、2023年3月、76頁）。川户还介绍了大田由纪夫与中岛乐章在“大量明朝铜钱经琉球传播至日本”问题上的争论。中岛认为，当时福建和西日本以白银折算的钱币价格中，好钱在福建更高，私铸钱则基本持平，因此钱币从中国流向日本的可能性较低（中島楽章「撰銭の時代――一四六〇～一五六〇年代の東アジア銭貨流通」、『史学研究』（広島史学研究会）第277号、2012年10月、33-35頁）。而大田则反驳说，即使中国的白银折算价格高于日本，通过对日出口依然可以获得利益。也就是说，只要通过从日本进口能产生高利润的商品（如铜、硫磺等）抵消钱币比价的成本即可（大田由紀夫「「撰銭の世紀」をめぐる応答」、『鹿大史学』第62号、2015年3月、5頁）。这一争论在《金钱》出版后仍然在继续。中岛在2022年发表的《撰钱与东亚货币流通》中强调，十五、十六世纪之交，作为重要对外贸易港口的大内氏领地博多铸造了相当多的私铸钱，此时出现在日本的恶钱，以国产为主。与其说私铸钱从明朝流入日本，不如说从日本流入明朝。因为明朝官方很久未铸钱，货币量跟不上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更迫切，但市场相对较小的日本有大量的镰仓、室町时期进口的唐宋钱，在当时尚可满足需要。真正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石见银山的发现与中日两国银钱比价的逆转。此外，中岛还批评了《金钱》中提到的十六世纪福建出口的“南京钱”减少促使日本从“贯高制”转为“石高制”的观点。中岛认为，这种转变是“南京钱”导致货币体系混乱、影响社会稳定，从而被统治者主动放弃的（中島楽章「撰銭と東アジア銭貨流通」、中島圭一編『日本の中世貨幣と東アジア』、東京：勉誠出版、2022年、144-151頁）。

除了与中岛乐章的学术讨论外，村井章介注意到了书中未提及朝鲜为了规避明朝要求进贡白银的压力，从而隐瞒国内产银量、甚至最终关闭端川银山的行为（村井章介「（書評）『銭躍る東シナ海―貨幣と贅沢の一五～一六世紀』」、『中国研究月報』第76巻第5号、2022年5月、26-27頁）。《金钱》中提到，有大量朝鲜朝贡使臣携带金银进入明朝购买唐物，且“朝鲜国内开始重视白银，并将白银作为对明贸易的支付手段之一”。但之后有关朝鲜货币经济的论述都围绕布匹展开，白银在朝鲜好像突然消失。这是因为《金钱》忽视了白银从朝鲜流通至明朝是一股非主流的、违法的潮流，其社会影响有被夸大之嫌疑。南开大学孙卫国教授曾指出，朝鲜难以满足明朝要求的白银进贡数量，用时五十余年终于请求减免成功。由于担心明朝恢复金银岁贡，朝鲜严禁朝天使携带白银进京，只许用人参贸易，在国内更是严禁使用白银交易。端川银山被发现后，大部分被上交国库，未曾流通，只有少部分走私至明朝，朝鲜对走私也同步加大处罚力度，并始终严禁国内用银。这种潮流后来逐渐褪去，以至于十六世纪末明朝军队入朝抗倭时，携带的白银最开始完全无法发挥货币功能（孙卫国：《朝鲜王朝前期白银禁用之因由与影响》，《学术研究》2019年第10期，116—126页）。

葛兆光著《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

此外，《金钱》从国别史扩展到东亚史讨论货币问题无疑是巨大的进步，但称量货币的流通并不受任何区域的限制，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提倡：“十四、十五世纪之间，环绕东海和南海的东亚海域世界，又形成一个自己相对稳定和独立的国际秩序；在东北亚和东南亚之间，并没有一道鸿沟。”（葛兆光：《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68、231页）若能将包括越南在内的东南亚地区一并加以主要考察，作者追求的互动性可以有更好的体现，目前97页的论述略显简略。明朝私铸钱出口导致的货币挑拣现象在越南后黎朝也产生了不小影响。据越南学者阮文金（Nguyen Van Kim）、阮孟勇（Nguyen Manh Dung）的研究，黎圣宗曾在1486年下旨：“泉货之用，贵于上下流通，府库之储，贵于长久无弊。继今内外各衙门追征公私赃罚及度支捡收各项钱，应入官库储积者，并宜选取真铜钱，虽轮郭少缺，系是真铜，积久无弊者，亦宜选取。若甚代俸及百姓卖买使用钱，凡真铜穿缚犹著者，一体收用，不得拒斥苛拣。”其子黎宪宗1498年登基时，也重申了禁止挑拣钱币新旧的命令，并严禁伪造、走私外国货币（Nguyen Van Kim and Nguyen Manh Dung, “Tradition and Trade Activities of the Vietnamese—Historical Fact and Understandings,” Східний світ, no. 4 [2013]: 40–41）。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也发现，广东新宁县（今台山市）在当时专门私铸铜钱，出口越南，而本地则使用“古钱”，即宋代的好钱。至莫朝（1527-1592）初年，黎朝的高质量铸币已经无法满足需求，该时期的窖藏钱币中，百分之九十是明朝产恶钱，越南本土铸币不足百分之一，可见明朝恶钱对越南的影响可能更甚于日本（Richard von Glahn, “Chinese Coin and Changes in Monetary Preferences in Maritime East Asia in the Fifteenth–Seven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57, no. 5 [2014]: 636–39）此后，好钱与恶钱在越南并用的现象一直持续至阮朝建立，朱印船时代（约十七世纪前三十年）的日本曾向越南南北方政权都出口了不少近畿地区私铸的仿宋钱，《金钱》中也提到了这种“京钱”，在当时的日本也流通甚广。可见恶钱在东部亚洲海域的流通不仅源自十五至十六世纪的明朝，日本在十六至十七世纪也扮演过恶钱出口国，并影响远达东南亚。

关于97页作者所论爪哇等地的小额通货源自伊斯兰世界，后被开孔使用的观点，也尚有探讨的余地。作者并未定义此处的“爪哇”指的是爪哇岛、爪哇岛上的政权，还是这些政权可影响的势力范围。如果是爪哇岛，那么在满者伯夷王朝（1293-1527）时期，流行于爪哇的是北宋铜钱，南宋至明初，中国出口的货币减少，本地开始仿制含大量铅、锡的北宋钱（李庆：《明代环南海地区货币体系演变》，载《历史研究》2025年第3期，86页。以及万志英前述论文641—642页）。这些爪哇钱并非源自伊斯兰世界的无孔货币，而是受中国圆形方孔钱的长期影响。第一位被派往中国的葡萄牙使节多默·皮列士（Tomé Pires，1465-1540）所著的《东方志》中明确记载，巽他“小钱用中国币”“爪哇的钱币是中国的铜钱”（何高济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29、135页）。这是十六世纪爪哇货币情况的生动写照。如果涉及周边的苏门答腊、加里曼丹，那情况就复杂多了。阿尔扬·范阿尔斯特（Arjan van Aelst）指出，海岛东南亚西部地区广泛存在受伊斯兰世界影响的货币，如伊斯兰化的金马萨（masa）、有爪夷文的锡币等，它们与爪哇的货币也相互影响。（Arjan van Aelst, “Majapahit Picis: The Currency of a ‘Moneyless’ Society 1300–1700,” Bijdragen tot de Taal-, Land- en Volkenkunde151, no. 3 (1995): 369–371）但这种影响，更多是对钱文与纪年的影响，即使用阿拉伯字母与伊斯兰历，这种影响在十七世纪之后荷兰势力尚不能完全控制的地区仍然持续。比较有趣的一个例子是巴邻旁苏丹国（Palembang，即巨港）的货币。十七世纪前中期，这里铸造的是仿中国的圆形方孔锡币，钱文为“邦兰兴宝”与“史丹利宝”，意即“为邦兰（巴邻旁）史丹（苏丹）兴利的货币”。时间越晚，钱上的汉字越难以辨认，直到1658年，汉字被改为上下左右的爪夷文，意为“苏丹之标记”，但仍保留圆形方孔的形制，同时也出现了同样钱文的圆形圆孔钱。1710年后，全部改为圆孔或无孔，爪夷文也由上下左右的排列，改为环形或横排排列，内容也改为“铸于平安之城巴邻旁”。（Michael Mitchiner, “Coin Circulation in Palembang (Sumatra), circa AD 1710 to 1825: Including Coins Made in Banten, Siak, Kampar, Indragiri, Jambi, Palembang and Batavia,” Journal of the Oriental Numismatic Society, no. 213 (2012): 22–38.）所以，海岛东南亚，尤其是西部本土政权铸造的带孔货币，形制受中国影响，但逐渐本土化，钱文受伊斯兰世界影响，逐渐成为主流。除此之外，晚明隆庆开关后，出海贸易的中国人倍增，以万历通宝为主的晚明铜钱在海岛东南亚又有一次流通热潮。可以确定的是，近些年来，洪武通宝、永乐通宝，乃至琉球本土铸造的金圆世宝等相对优质的铜钱，在以爪哇为核心的印尼间有出土，甚至成为今日中国与日本钱币收藏市场上的一大货源地。至于是否有明朝或日本的恶钱经由琉球或华人走私贸易大量传播至今印尼各地，由于恶钱铸造地不易辨别，尚待进一步探索。

受中国钱币影响的巴邻旁苏丹国铸币（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除了对更大视野的关注，一国内的货币也并不统一的现象也不能忽视。正如《金钱》中提到的十六世纪中叶日本各地的钱货共存，存在“畿内—九州与关东—东北与琉球”的恶钱渐多的现象，这或许与作者成长于日本有关。此现象在中国的宋金时期也开始出现，到明清时期仍然是主流现象。据张宁的研究，成弘之际，南直隶、河南、山东、北直隶等大运河经济区、广西、广东、福建南部以用铜钱为主，云南用海贝，属于中南半岛经济圈的腹地，四川、贵州用茴香花银及盐布，江西、湖广用米、谷、银、布，山西与陕西间用皮毛。货币流通情况非常复杂。万历之后，制钱的流通范围虽然变广，但仍不统一，以至于徐霞客行走于各地时，常需要根据本地“汇率”到专门的地方兑换货币，才可使用（张宁：《15-19世纪中国货币流通变革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84-87页）。所以《金钱》所云“明朝”，实际上是大运河经济区与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笼统用“明朝”概括之，容易使读者忽略历史真相。而在此框架下，明朝东南沿海省份铸造的恶钱以及“倭银”对明朝腹地的货币流通有何种冲击，也不失为一个可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