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没发生战争之前，乌克兰亚速营最瞧不起的，就是我们中国人

2022年2月俄乌冲突全面升级前，亚速早已不是一支普通的地方武装。

它于2014年在马里乌波尔组建，最初是对抗乌东亲俄武装的志愿部队，同年11月被纳入乌克兰国民卫队。也就是说，它既有民兵组织的出身，又获得了国家建制身份，这正是争议长期存在的根源。

亚速早期成员的极右翼背景并非凭空指控。其创始人安德烈·比列茨基曾发表带有白人至上色彩的言论，早期标志也因与欧洲极右翼符号相似而备受批评。

亚速运动还发展出青年组织、街头团体和政治网络，并试图吸引欧美极右翼人员前往乌克兰交流、训练。但必须分清两个概念：亚速的极端主义历史，不等于乌克兰是“纳粹国家”；少数极右翼力量具有组织力，也不等于它们得到多数选民支持。

2019年乌克兰议会选举中，以“自由党”为核心的极右翼联合名单只获得2.15%的政党票，未跨过5%的门槛。俄罗斯以“去纳粹化”为全面军事行动辩护，不能由此获得合理性。

乌克兰极右翼的历史脉络比一场战争更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乌克兰人在苏联红军中对德作战，也有部分民族主义者曾与纳粹德国合作并参与迫害犹太人。

斯捷潘·班杰拉就是争议焦点。2010年，时任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他“乌克兰英雄”称号，引发欧洲议会等方面批评；2011年，这一称号因法院裁决失效。

2013年至2014年的“广场运动”进一步放大了极右翼团体的街头能力。抗议最初源于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也包含民众对腐败和治理失灵的不满。

运动后期暴力升级，警方与示威者均有伤亡。极右翼只是参与者中的少数，却凭借组织性和行动力获得了超出其选票规模的影响。

2014年5月2日的敖德萨惨案，则说明政治对立失控后，任何单线叙事都可能掩盖事实。联合国人权监测机构记录，当天亲统一与亲联邦化两派发生暴力冲突，双方都使用了石块、燃烧瓶并传出枪声。

市中心有6人中枪死亡，工会大楼火灾又造成42人死亡，总计48人遇难。部分逃出大楼者遭到殴打，也有对立阵营人员参与救人。

把全部责任简单推给某一方，并不符合调查记录。亚速后来参与马里乌波尔防务，在军事上获得知名度，政治上的极端底色却没有因此自动消失。

问题恰恰在这里：一个组织在战场上抵抗外来进攻，与其意识形态是否健康，是两套不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它作战，就洗白极右翼历史；也不能因为它有极右翼历史，就把整个乌克兰社会贴上同一标签。

2019年香港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时，确有来自乌克兰的极右翼活动人士在香港露面，其中有人与亚速运动外围网络存在关联。现有可靠材料不足以证明他们是亚速建制成员奉命前往，更无法证实他们“手把手教授制作燃烧瓶”或公开宣称要“指导东方人”。

真正与中国利益直接相关的，是马达西奇事件。中国民营企业曾参与收购这家乌克兰航空发动机企业，美国公开表达安全担忧。

乌克兰随后阻止交易，2021年对相关中方投资者实施制裁，中方要求乌方依法保护中国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中方投资者又依据双边投资协定提出国际仲裁，公开索赔金额一度达到45亿美元。

2022年11月，乌克兰宣布在战时需要下征用马达西奇等五家战略企业。事情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几十亿资金是否进了私人腰包”一句话可以概括，而是商业审查、地缘政治、安全政策、财产权和国际仲裁交织在一起。

对中国企业而言，最现实的教训不是情绪化地讨论谁看不起谁，而是评估东道国政策反转、第三方干预与战时征用风险。战争也改变了亚速自身。

2022年马里乌波尔战事后，亚速守军因长期抵抗而被乌克兰社会广泛英雄化，原有极右翼争议在舆论中被弱化。亚速已扩编为国民卫队体系内的旅级部队，新补充的人员不能简单等同于2014年的核心圈。

判断今天的亚速，既不能假装它没有历史，也不能把十多年前所有标签机械套到每名现役人员身上。

截至2026年10月，乌克兰面临的重建压力远超早期估计。

乌克兰政府、世界银行、欧盟委员会和联合国于2026年2月公布的第五次快速损失与需求评估显示，以2025年12月31日为统计节点，未来十年的恢复与重建需求接近5880亿美元，而不是“至少上万亿美元”；直接损失超过1950亿美元，约14%的住房受损或被毁，影响超过300万户家庭。

这笔账巨大，但“乌克兰已把中国当成重建救命稻草”的说法同样缺少官方依据。乌克兰当前重建融资主要依靠本国预算、欧盟、世界银行以及多国援助机制。

从武器、财政支持到能源和公共服务，援助形式复杂，当然附带战略考量，也存在监督、债务和利益分配问题。国际关系从来不是慈善，但同样不能因为援助有条件，就否认其中真实存在的资源投入。

回头看，亚速问题最值得中国读者关注的，不是民族情绪上的“打脸”，而是极端组织成长的机制。

经济停滞、国家能力薄弱、政治撕裂和长期冲突，会让人数不多却高度组织化的力量获得远超选票的影响；一旦它们进入军警体系，又在战争中积累声望，战后如何接受法治约束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应建立在事实、规则和自身利益之上。

对极右翼应保持明确反对，对未经证实的故事也应保持克制；对中国企业受损权益要依法追索，对未来重建合作则应以安全和契约保障为前提。

既不因战争需要而美化极端主义，也不把一个组织的历史扩大成对整个民族的定性，这才是面对复杂局势应有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