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最凶险的时刻，他穿沙漠回陕北破局，毛主席一生只为他抬过棺

徒步赶回陕北（示意插画）

1935年11月中旬的一天，陕北定边县的风沙刮得人睁不开眼。

一个又黑又瘦的中年汉子走在黄土路上，身上穿着件旧皮袄，看着像个跑单帮的皮货商人。他牵着骆驼，嘴唇干裂，鞋底早就磨穿了。一见到定边县的党组织负责人，他立刻压低声音，说自己叫张浩，从莫斯科来，要立刻见党中央的领导。

这个黑瘦汉子真名叫林育英。为了走到定边这一步，他从莫斯科动身，穿过茫茫的蒙古戈壁大漠，在风沙和饥寒里整整走了两个多月。

那时候的他不会想到，自己脑子里死死记着的那套密电码，还有身上背着的那个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帮刚刚落脚陕北的红军解开一道关乎生死的死结。他更不会想到，六年多以后，他会在延安早早闭上眼睛，而毛泽东会流着泪，弯下腰，亲自把他的棺木抬上桃花岭。

那是毛泽东这一辈子，唯一一次替逝去的战友抬棺。

一、大雪山下的裂痕

要把林育英这趟沙漠之行的分量说清楚，得先把日历往回翻半年，看看1935年夏天的四川。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以后，中央红军主力离开南方的苏区，踏上了漫长的转移之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将士们把血和汗洒在崇山峻岭之间，硬是凭着两条腿，一步步往西、往北走。

对毛泽东来说，这段路格外难熬。难走的不光是脚底下那些悬崖峭壁，还有心里的道道坎儿。外头是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国民党的大军又像铁桶一样围追堵截；可就在这么要命的节骨眼上，红军内部却出了大问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咬着牙翻过了终年积雪、几乎没有人烟的夹金山，在四川懋功跟红四方面军见了面。

中央红军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电视剧《征途》剧照）

按理说，两支自家队伍会师，该是件天大的喜事。可账本一摊开，里头的心思就复杂了。当时合在一起的红军总共八万多人，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占了六万多，实力比一路苦战过来的红一方面军强出一大截。

懋功会师（电视剧《征途》剧照）

更现实的问题是吃饭和落脚。川西北那片地方，山高沟深，人烟稀少，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八万多张嘴聚在那儿，连填饱肚子都成了难题，根本没法长久待下去。

队伍接下来往哪儿走？1935年6月，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开会，专门商量这个大方向。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周恩来提出来的办法，那就是往北走，去川陕甘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

可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心里有另一盘算盘。

翻开张国焘早年的履历，他参过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党内资格极老的早期创始人之一，骨子里一直以领袖自居，从来不肯屈居人下。手里握着六万多人的枪杆子，看着疲惫不堪的中央红军，他的野心一下子膨胀起来。

他不愿意北上，非要带着队伍往南走，甚至另起炉灶，搞出了一个所谓的“第二中央”。

毛泽东看得很明白，张国焘既手握重兵，又憋着一股争权的劲儿，单靠陕北的党中央发几封电报去劝，他是绝对听不进去的。

二、南下撞上的南墙

张国焘带着队伍掉头南下的时候，起初确实打了几场顺风仗，气势挺足。

可当大军往川西平原推进的时候，四川当地的军阀刘湘慌了神。平时四川军阀之间自己打来打去，那是在抢地盘；如今一看红军往川西腹地扎，刘湘猛然醒悟过来，这支队伍不是路过借道，而是想在四川扎根当家做主。

触动了根本利益，原本各怀鬼胎的四川军阀一下子抱成了团，咬着牙跟红军死磕到底。

说到底，从张国焘迈出南下那一步开始，败局就已经注定了。就连对面的国民党中央军将领薛岳，在旁边都看得一清二楚。打仗讲究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东西，南下的队伍一样都没占着。

张国焘（右一）（历史照片）

先看天时。眼看着深冬就要到了，川西高原寒风刺骨，将士们连御寒的棉衣都没有，冻得瑟瑟发抖，这仗怎么打？

再看地利。部队走的地方全是汉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的穷山恶水，当地老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几万大军开过去，粮食从哪儿来？饿着肚子是拿不动枪的。

最致命的是人和。毛泽东带着中央红军往北走，张国焘偏要拉着队伍往南去，明摆着是自己人闹分裂。人心散了，队伍里头的将士们心里犯嘀咕，朱德、徐向前这些留在南下部队里的领导人夹在中间，处境格外艰难，说话做事都万分吃力。

几场恶仗拼下来，原本六万多人的红四方面军，很快就折损得只剩下四万来人。

即便撞了南墙，队伍伤亡惨重，张国焘为了面子和手里的权柄，依旧死咬着不肯回头。陕北那边，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跟他关系僵到了冰点，发过去的电报就跟石沉大海一样，根本不起作用。

眼看着红军就要被硬生生撕成两半，南下的四万将士随时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个死局，到底谁能解开？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个化装成商人的黑瘦汉子，走进了瓦窑堡。

三、大漠里的另一场长征

林育英这个名字，今天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熟，但提起他的堂弟林彪（早年叫林育容），大家都知道。

林育英（化名张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历史照片）

在党内，林育英的资格比堂弟老得多。他1922年就入了党，一直在白区和工运一线出生入死。1930年，党组织派他去东北收拾遭到破坏的地下党摊子，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代理书记。结果在抚顺不幸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在日本人的大牢里，他被关了整整十三个月。酷刑折磨得他死去活来，他硬是一个字都没吐，把满洲省委的秘密死死烂在肚子里。命虽然保住了，可身子骨也彻底垮了，落下了严重的病根。

1933年1月，组织上安排林育英去苏联，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后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漫长的行军转移中，电台联系断了，莫斯科跟中共中央彻底失去了联络。

那时候国际形势变了，共产国际刚开完七大，急需把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精神传给中国党中央，同时恢复双方的电讯联系。派谁回去呢？这趟差事九死一生，不能坐火车，不能搭轮船，得穿过漫无边际的荒漠，还得把绝密的电台密码全背在脑子里，万一被捕，半个字都不能泄密。

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挑中了忠厚坚定的林育英。

1935年9月，林育英化名“张浩”，带着在苏联受训的密电员赵玉珍，从莫斯科动身了。他们先到外蒙古，然后牵着骆驼，扮成商旅，一头扎进了茫茫大漠。塞外的秋天，白天日头毒，夜里寒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林育英本来就有伤病，一路上风餐露宿，饿了啃几口干硬的干粮，渴了喝几口冰水，全凭着一口气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走了两个多月，硬是靠双脚走完了红军主力之外的“另一场长征”，在11月中旬摸到了陕北定边，随后被赤卫队一路护送到中央所在的瓦窑堡。

见到林育英的那一刻，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人喜出望外。

到了12月瓦窑堡会议开完，毛泽东找林育英深谈了一次。毛泽东跟他说得很坦白：现在张国焘跟我们几个人的关系僵透了，我们发过去的电报，他根本不听；朱德和徐向前在那边夹在中间，日子很难过。但是，张国焘有个特点，他一向看重共产国际。你正好是从莫斯科派回来的，用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去跟他说，他有可能会听。

瓦窑堡会议旧址（实景）

毛泽东这一手，精准地捏住了张国焘的七寸。

按照当年的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张国焘可以不给毛泽东、周恩来面子，甚至不认陕北的党中央，但他绝对不敢公开违抗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更何况，张国焘自己心里也发虚。他搞出来的那个“第二中央”，既没有经过正式选举，也没拿到共产国际的批文。要是得不到莫斯科的点头承认，他那个班子就永远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伪中央”。

听说林育英从莫斯科回来了，张国焘果然坐不住了。他抢在第一时间给林育英发电报，一肚子苦水往外倒，把这一年里党内争论的事儿按自己的口径说了一通，把一、四方面军闹分裂的责任全推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头上，还想借机挑拨陕北中央跟共产国际的关系。

林育英心里明镜似的。共产国际派他回国的时候，原本并没有给他处理张国焘问题的具体指令，可为了不让红军彻底分裂，他二话不说，把这个千斤重担扛在了自己肩上。

他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接二连三给张国焘发电报，既讲大局，又讲策略。

电报里的分寸拿捏得极高明。林育英没有一上来就指着鼻子骂张国焘的“第二中央”非法，而是搬出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地方太大，交通又不便，各地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革命在好几个地方同时开展，中央很难面面俱到地管过来。所以，可以在各地设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分支机构，有的归中央直接管，有的由驻莫斯科的代表团代管，用这个办法来实现全党的统一。

张国焘剧照

接着，电报里明确点出：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北上的长征是胜利的。

这两条意见，软中带硬。第一条，允许张国焘成立“西南局”，表面上是给他安排了个名分，实际上是不动声色地扒掉了他“第二中央”的外衣，同时又给他留足了体面，搭了个顺势往下走的台阶。第二条，直接拿共产国际的权威肯定了毛泽东北上路线的正确，顺带敲打了张国焘南下的错误做法。

四、桃花岭上的目光

拿到林育英的电报，张国焘就算心里再有一万个不甘心，也明白大势已去。莫斯科不认他的账，南下又打得头破血流，加上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也快到甘孜了，他那个“第二中央”实在撑不下去了。

不过，张国焘往下走台阶的时候，还是耍了个小心眼。他给林育英回电报，抬头不肯写“中共中央”，而是写了“中委同志”四个字，意思是想把他那边的西南局跟陕北搞成平起平坐的架势，骨子里还是咽不下那口气。

换做一般人，看到这种拧巴的态度，免不了又要打一架。可毛泽东的胸襟确实不一般，根本没在这些字眼上跟他计较，而是和林育英联名给张国焘、朱德回电，大意是：以前那些不同意见都翻篇了，不用再提，眼下唯一的任务就是全党全军抱成团，一起抗日反蒋，只要你们决定北上，我们举双手欢迎。

就这样，一场差点把红军劈成两半的惊天危局，在陕北窑洞发出的几封电报里，一点点化开了。红四方面军最终掉头北上，这才有了后来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大会师。

破了这盘死局的林育英，后来又在抗战爆发后出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继续在太行山上奔波劳碌。只可惜，当年在抚顺日本宪兵队大牢里落下的重病，加上穿越蒙古大漠时熬干的心血，让他的身体早早油尽灯枯。

林育英（居中）老照片（ai修复）

1942年3月6日，年仅45岁的林育英在延安病逝。

临咽气前，这个一辈子没向敌人低过头的硬汉，拉着身边人的手留下遗言，说自己干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没能亲眼看见胜利的那一天，心里实在遗憾；死后别的不要，只求组织上把他葬在杨家岭对面的青年文化沟桃花岭上，好让他能天天望着党中央，望着毛主席。

毛泽东听说后，悲痛万分，亲笔题写了八个字的挽联：“忠心为国，虽死犹荣。”

3月8日遗体告别那天，延安的天空阴沉沉的，飘起了细雨，一万多军民冒雨赶来送他最后一程。到了3月9日下葬的日子，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几位中央最高领导人走到灵柩前，亲自弯下腰，把棺木稳稳地抬在自己肩上，一步一步送上安葬地。

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为张浩抬棺（历史照片）

在众多高级将领和领导人里，能够让毛泽东亲自执绋抬棺的，前前后后，只有林育英一个人。

文史君说

我们今天回头看长征，总容易被那些惊心动魄的渡河、夺桥、翻雪山吸引目光。可实际上，一支队伍在绝境里求生，最怕的往往不是外头的强敌，而是内部的散伙。

1935年秋天的红军，刚刚走完最苦的路，却站在了分裂的悬崖边上。张国焘手里有兵、有枪、有老资格的傲气，南下的四万将士在寒冬里苦苦挣扎。那个时候，多亏有林育英这么一个人，顶着一身伤病，牵着骆驼一步步走过茫茫戈壁，把莫斯科的声音和一台密电码带回了陕北。

他没有在长征路上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冲锋，但他用两个多月的大漠孤旅，换来了红军三大主力的重新聚首。

读懂了那几封给足台阶又寸步不让的电报，读懂了1935年冬天陕北与川西之间的暗流汹涌，你也就读懂了为什么在1942年那个细雨纷纷的春日里，毛泽东会亲自把他的棺木扛在肩上。有些功劳不在战报的歼敌数字里，却刻在一支队伍生死存亡的底座上。

参考文献：

《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回国》，《党史天地》2007年第8期。

张家康：《“国际代表”林育英力促张国焘北上》，《世纪风采》2018年第6期。

夏剑平：《林育英的荣耀》，选自《传承红色文化弘扬核心价值红色文化传承与弘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作者:浩然文史·文史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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