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耍起”到“纯过日子”，我们只是罹患意义过敏症

他对许多东西都过敏，

米、面，他是对生活过敏。

反对单调，拥护多样，

反对一致，拥护等级，

反对拘束，拥护狂热，

反对菠菜，拥护带壳的蜗牛。

——《恋爱的犀牛》

意义大饥荒时代，意义越少，意义就越多

加缪说，当“好”消失，“多”就会代替“好”。

什么是人生中真正值得拥抱、并由衷允诺的“好”？当代社会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或者说，它已经无力许诺给大部分人一个平均线水平的“好”。

万青在歌曲《杀死那个石家庄人》（2010年发行）中所描绘的，本是一个悲剧。然而，随着时代变迁，打工人的处境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词中所唱“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如此生活三十年”，如今听来，竟能听出几分幸福感，甚至是一种“在国企上班，每天准点下班，还能干30年不被裁员”的“爽文”。

万能青年旅店《杀死那个石家庄人》

一个时代的悲剧，成了下一个时代的奢侈品。于是，“活着到底为了什么”，成了一个无法被正面回答的问题。而在意义的“大饥荒”之后，
我们反而迎来了意义的横向铺张和大爆炸时代。

比如，消费主义开始横行其道，它让你觉得意义就是占有。大牌logo能给你撑面子，幸福就是打开快递包装的那个刹那。

比如，原生家庭、奥德赛、前额叶受损、主体性、课题分离、讨好型人格、优绩主义——各种用来尝试为人生中每一个微小的问题和节点赋予意义的解构性名词，争前恐后地奔涌而来。

它们会让你觉得意义就是想清楚人生的每一处失败，用反刍和过度思考来渡过它，然后走向一尊毫无瑕疵的、极尽完美的超我塑像。

网友对当下流行术语的调侃

再比如，如线面般繁殖的播客和访谈节目中，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讨论股市、AI、自媒体、搞钱、FIRE，又让你觉得意义是在XX岁重启人生，是攒够XX万就辞职。

这些铺天盖地的概念让人意乱神迷。然而，就算逃离这支万花筒，我们依然不知道人生的意义究竟指向何方——反而因为这些“意义”如灰尘般如影随形，我们这代年轻人似乎无一例外地罹患上“意义过敏症”。

从“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开始，年轻人就热衷于用自嘲和戏谑，来拆解各种引发巨大反响的叙事。不是“躺平”，是“摆烂”；不是“00后整顿职场”，是“00后进入不了职场”；称不上“小镇做题家”，我们只是“小镇错题本”；不是“奥德赛时期”，是“滑铁卢时期”“泰坦尼克号时期”“祥林嫂失孤时期”。

这些永恒的消解、玩梗、地狱笑话和犬儒式的玩笑，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代人经历了意义的大饥荒和大爆炸之后，依然迷茫。

于是我们选择与已逝的米兰·昆德拉举杯，让我们痛饮美酒然后开始舞会，让我们庆祝无意义。

无意义，我的朋友，这是生存的本质。

我们很久以来就明白，世界是不可能推翻的，不可能改造的，也是不可能阻挡其不幸的进展的。只有一种可能的抵抗：不必认真对待。

昆德拉如是对他的年轻的朋友们说。

川渝地区何以孕育出“耍起”文化？

如何庆祝无意义？放在现在的互联网上，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本土化的答案：川渝的“耍起”文化。

相较于山河四省被“攒钱、盖房、考公”三件套浸淫的儒家文化，远离中原的川渝地区，与之相对地，孕育起了一种“耍中找钱、找钱来耍、找耍结合、以耍为主”的“耍起文化”。

这与当地的地理、历史、社会空间和语言内核都紧密挂钩。

一是特殊的地理条件，孕育出川渝人“及时行乐”的性格底色。

四川盆地被群山环抱，气候温和湿润。都江堰水利工程又让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物产丰饶、衣食无忧，养出了重当下、重生活质感的文化性格。

同时，盆地地形带来的相对封闭与历史上频发的地质灾害，让川渝人更倾向于“明天不确定，至少今天要安逸”。

二是移民带来了豁达与务实的集体文化。

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让十几个省份的移民涌入这片土地。背井离乡、没有宗族根基可以依靠，反而催生了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务实与豁达。

大家从零开始，没有太多身份包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不钻牛角尖、懂得享受当下的集体性格。

三是遍地可见的茶馆，构成了松弛的社会公共空间。

如果找一个最能体现“耍起”精神的实体空间，那一定是四川的茶馆。

“一市居民半茶客”，清末成都便有街巷516条、茶馆454家。茶馆最初由袍哥组织经营，是移民社会里信息交换、纠纷调解、行业议事的公共空间。

成都的茶馆

在这里，无论身份高低，泡上一碗茶就可以坐上半天，发呆、摆龙门阵、“冲壳子”。这种日常化的坐茶铺习惯，把“闲”从偶尔的消遣，塑造成了一种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

最后，川渝方言中对“耍”的正面指涉，也让这里的人不耻于“耍”，反而以“耍”为荣。

在普通话里，“玩”常带有“不成熟”的意味。但在川渝方言中，“耍”并不等同于不务正业。ta们把谈恋爱叫“耍朋友”，日子过得舒服叫“耍得安逸”，老师甚至会安慰学生“大考大好耍，小考小好耍”。

“耍起”的状态化表达，在川渝文化中，更像是在鼓励一个人暂时把自己从生产、竞争和功利目的中领回来，重新取得对时间的支配权。

电视剧《故乡，别来无恙》中对于成都人精神底色的诠释

过一种不必细思的生活

虚无主义其实是个老掉牙的命题，不同哲人各自开出了他们的药方。

尼采说，要成为超人，用权力意志去创造价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信仰，要爱，要在苦难中寻找救赎。

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你是自由的，你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福柯说，要在权力的缝隙中寻找抵抗的可能。

24岁的加缪写了《快乐的死》，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那时的加缪跟所有24岁的年轻人一样，迷茫且愤怒。

加缪《快乐的死》

他在这本书中感情丰沛、张牙舞爪地说，要回归自己，当着自己的面生活，要与自己的人生并肩同盟，即使人生是无情和污秽的。重点是，要懂得谦卑，要懂得让自己的心顺应每天的节奏。

如今，原本独属于川渝地区的“耍起”文化，包括与之底色类似的“纯过日子”的态度，在互联网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和共鸣。这本质上是当代年轻人面对虚无主义时，所能给出的最接地气的策略：过一种不必细思的生活。

没招了、没必要、没想太多，就是过日子，就是耍起。明天再早也是晚，今天再晚也是早。不再关心十公里之外的事情，不再执着于八小时后的不确定性。

在市场竞争激烈、劳动极端异化、AI如脱缰野马般在每个人的信息流中飞奔的背景下，这看似是一种无奈的激流勇退。

但是，让能量和注意力回归自身的一举一动中，对当下的实相保持清醒的觉知，又何尝不是一种正念的艺术？

正如《正念的奇迹》中所说，最重要的时刻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现在。现在是我们唯一能主导的时刻。

不管是“耍起”还是“过日子”，都并非对奋斗的否定。“纯过日子”，是一种抵抗无意义的策略，因为意义只在当下的一举一动间；“耍起”，则是庆祝无意义的仪式，你看见了虚无，但你没有投降。

这恰好契合加缪所描绘的西西弗斯：

“推石上山这场搏斗本身，就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而我们必须想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或许你还想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