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吞食身体，我们却在狂欢

快到凌晨四点了。作为一名年近五十的女性，我越来越容易在这个幽暗的时刻醒来，清晨的阳光与夜色相接，像红色的潮水般漫过大地。家人都还在熟睡，我自己也半梦半醒，便拿起了手机。几乎不假思索，我就在一个又一个应用之间切换，刷着图片、观点和广告，除了习惯，找不出什么明确的理由。

稍后，我来到办公室，打开笔记本电脑，眼前是一堆写到一半的文档和塞满邮件的收件箱，压力开始一点点上升。我还依稀记得，智能手机和视频通话出现之前，自己的工作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时，我用手写作，能够连续专注好几个小时。偶尔从纸页上抬起头，松一松握笔的手，望向窗外的生活，精神便会稍稍振奋。光线在皮肤和眼睛上柔和下来，仿佛雪花落在温热的柏油路面。

如今，支撑我一阵阵投入工作的，是咖啡因、甜食或咸味零食——尽管我会尽量选择健康一些的——以及查看邮件、拿起手机刷新收件箱。到了晚上，我仍被牢牢钉在座位上：数字工具让那么多事情成为可能，我也因此要求自己完成多得惊人的工作。一天又过去了，原本盼着能抽空去户外跑步或徒步的愿望，再次落空。我多希望能说，这只是偶尔发生的情况。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我从一个经常亲近自然、花大量时间运动的人，变成了被动、沉迷手机的人，与他人的接触首先发生在线上，有时甚至仅限于线上。这样的变化并不只发生在我身上。

我们已经陷入一些习惯，它们正持续削弱人体的技能，侵蚀那些在进化中逐渐形成、帮助我们在世间行动并保持良好状态的能力。其中一些能力因缺乏使用而衰退。例如，我们开始依赖手机，如今也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迅速完成过去需要更多身体行动的事情，比如环顾四周、开口问人，或找来一本书查阅。依赖全球定位系统（GPS），可能会削弱我们的空间注意力，以及辨路时的熟练程度。当我们不断选择快捷的技术解决方案，每时每刻，我们都在减少感知、辨路、记忆、行走、选择与专注。另一些能力则在机器和算法的反复训练下，开始对我们不利：例如，智能手机和聊天机器人会让我们不断伸手去找它们，即使使用它们早已不再令人愉快，原本有意识的选择也会变成自动化的习惯，白白耗去大量时间。如此塑造出来的身体，更难评估自身状况、灵活应变和自我调节。关键在于区分两类技术：一类增强我们的能力，另一类则反复替代那些原本用来形成这些能力的行动。

不断重复既有模式、推送推荐的算法，让我们不必再费力探索，也扰乱了游戏般的尝试与好奇心，而我们的偏好正是在这些过程中形成，并逐渐被自己理解。

对于一种主要凭借非凡的经验学习能力取得成功的动物来说，这样的转变颇为奇怪。我们很容易把身体技能的退化归咎于机器本身。但几个世纪以来，现代人类社会一直在接受一个被兜售的谎言：我们本身就是机器。

早在数字革命之前，勒内·笛卡尔就将身体描述为受物理定律支配的机器，宣称“蠕虫、苍蝇和毛毛虫等动物的运动都是机械性的”。但在他看来，理性思维是一种独立存在、为人类所独有的能力。身体或许像机器一样运转，思考的心灵却独立于身体之外。只要构造正确，功能便会随之产生。

到了20世纪中叶，有机体与机器之间的类比，又被重新表述为信息的语言。在20世纪50年代的控制论革命中，美国计算机科学家诺伯特·维纳设想，在未来，“人与机器之间、机器与人之间，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信息交流，注定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1950）中，他一方面警告人们警惕全面自动化，另一方面也指出：“我们不是恒久不变的物质，而是不断延续自身的模式。”于是，人便可以被想象为一种能够以另一种形式存续的信息模式。

机械式的语言也一直存在于对生物行为的研究中。奥地利动物学家康拉德·洛伦茨在《动物行为学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thology，1981）中写道，动物行为如同时钟里的一连串运动，受到严格的程序控制。此后，超人类主义思想家进一步推进了机器类比，设想出能够将心智转移到计算机中的技术。

机器所许诺的，如今已不只是控制，还让人瞥见了永生的可能：有机体可以被修复、重造，最终被替代。那具带着种种冲动、终将衰弱、多少令人难堪的身体，似乎终于可以被抛下。如果身体只是硬件，为什么不升级到更好的型号，或者干脆将它彻底舍弃？

今天，我们可以在追求脱离身体而存在的技术探索中，清楚地看到这种恐惧。如果一个人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信息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也许能够被恢复，甚至被上传。人工智能不过是这种古老冲动的最新版本：逃离身体的脆弱。

毕竟，大脑本身也是一个实体器官，持续受到身体的行动和遭遇的塑造。一旦认定心智才是真正的人，身体的其余部分只是硬件，我们就更容易忽视那些使我们得以行动、辨路、把思想组织成语言、识别自身需求的身体活动，其中也包括生物大脑承担的神经认知活动。机器或许能更快地完成其中一些工作，但它每接手一项行动，就意味着身体少进行一次这样的行动，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也少了一次从中学习的机会。讽刺的是，一个旨在克服身体脆弱性的计划，正在帮助塑造更加脆弱的身体。

除此之外，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思维或智能确实像机器那样运作，也几乎没有迹象显示，生命是一种能够在硅或数学中涌现的抽象系统。相反，大量研究，尤其是系统生物学领域的研究，指向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生命与智能源于能够自我维持的身体所具有的独特性质与组织方式，而非信息和算法的抽象模型。

过去六年里，我一直在研究有关生命是什么、如何运作的最新科学发现。就目前所知，有机体的智能行为源于活体的内在要求：它必须调节并维持自身赖以存在的条件。在控制论兴起时，DNA的分子结构才刚被发现不久，将基因视为信息的观点也刚刚出现，这促成了一种过度简化的身体观：身体仿佛在运行一套程序，而这套程序可以变得更加高效。然而，此后生物学家对这种观点的信心已经减弱。基因固然携带着塑造身体的部分信息，但细胞或身体功能的许多变化，都源于整个系统的运作。我们无法脱离基因发挥作用的活体来理解基因。

首先，生命依靠自身物质结构的可塑性延续。想一想，我们的身体是如何保持完整的。活体会做一件在宇宙中颇不寻常的事：通过做功来维持自身的组织结构。生命体利用能量，保持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区别。简单来说，有机体会抵抗自身的瓦解，不让自己消散于周围环境之中。机器执行任务，生命则追求目的。机器传递能量、制造物品，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他创生性”（allopoietic）：制造的是自身以外的东西。有机体则具有“自创生性”（autopoietic）：通过活动维持并重新生成自身。活体吸收并转化能量，以实现这种自我维持，而这一过程由身体整体共同完成。每时每刻，我们的身体都在通过具有目的指向的物质变化，适应环境和自身当下的状态。与其说我们先思考、后行动，不如说，正因为我们以身体存在，才会不断作出调整。

身体的边界还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内部环境，其物理和化学条件都不同于周围世界。凭借这种差异，身体充当着转译者，将外部变化转化为有用的内部生理反应。由此，生命体能够在受控条件下进行特定反应，支持自身的生存与良好发展。内部调节还赋予有机体一套独有的逻辑，使其能够根据身体的当前状态和所处世界的实际情况采取行动。我们的身体会察觉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变化，依照自身需求作出评估，再重新协调各部分，形成有用的行动。因此，生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凡的物质组织形式：它具有边界，通过代谢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并能自我维持，由此产生有目的、有智能的行动。这既是理解肉身技能的关键，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今天的自己正在“失去技能”。当我们认识到身体的组织方式本身就具有智能时，便无需再假设肉身之外还有一个有意识的行动主体。身体本身就是智能由之涌现的行动主体，从最完整的意义上说，它也就是我们自身。

想一想口渴时会发生什么。这个过程在你有意识地决定喝水之前就开始了：水分离开下丘脑中的渗透压感受神经元，使这些细胞轻微收缩。这种物理变化会打开离子通道，让钠离子进入细胞。由此改变的电状态又会打开钙通道，使钙离子流入。钙离子促使微小囊泡向细胞间隙释放神经递质，将信号传递给其他神经元，直到口渴的状态转化为行动。我们用来解渴的动作，就源于身体各个相互连接的部分中发生的微小物理变化。这些信号既引导我们寻找水，也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渴了。

有机体的物质组织方式内在地包含着评估功能，能动性正是从这种具身评估中产生的。然而，正是这些使生命体具有独特因果作用和智能的性质，在有害环境的反复训练下，也可能损害我们。我们可能习得某些模式，或失去某些通路，逐渐削弱那些维系良好生活所必需的内在智能。例如，一项研究发现，仅仅固定腿部、使其无法活动一周，大腿肌肉体积就可能减少约5%。另一项研究发现，停用腿部肌肉15天后，控制这些肌肉的神经细胞，其放电活动便开始减弱。

通常，当我们行走时，光流——身体穿行于环境时，视网膜上不断变化的影像——使身体能够感知自身相对于世界的运动。肌肉、肌腱和关节中的感受器会检测四肢的运动，内耳传来的信号则补充有关位置和朝向的信息。这些信号与地标、过去行程的记忆共同作用，帮助我们判断身在何处，以及如何抵达目的地。这是一个庞大而协调的感知系统，带领我们穿行于世界的种种地貌之间。

那么，依赖应用程序辨路会怎样？GPS可以让导航变得更容易，减少能量消耗。然而，关于大尺度空间导航的研究也表明，与通过二维媒介观看同一段行程相比，亲身穿行于环境之中，能够形成更好的空间知识。当我们习惯性地遵循GPS指引时，原本需要依靠自身感知与运动来判断的信息，便由外部来源直接提供了。一项历时三年、追踪13名GPS使用者的纵向研究发现，与不使用GPS的对照组相比，这些使用者随后由海马体介导的空间记忆能力下降得更快。这提示我们，辨路练习减少时，察觉自己身在何处并重新调整方向的能力，也可能逐渐减弱。

我们越来越依赖ChatGPT等工具，背后或许也存在类似的过程。就像辨路一样，无论写作还是说话，表达思想都是一种动态的具身行动。例如，学习一种新的言语发音动作，不仅会改变我们产生语音的方式，也会改变我们感知语音的方式。我们通过反复寻找词语、说出来、听见自己的表达，并在必要时纠正，来发展这些能力，而这些任务需要身体多个部位共同参与。写作也是如此。但当人工智能写作应用自动提供文章结构时，我们原有的选择与自我纠正技能也会随之削弱。一项研究发现，与先自行起草、再用人工智能修改不同，被动照抄人工智能生成的文字，会降低一个人随后独立完成该任务的信心。建立具身技能的，是实际执行——亲身去做。因此，用人工智能修改自己写好的初稿，与让它代写初稿，有着根本区别。这并不是说计算工具天生有害或毫无用处，远非如此；问题在于，当它们取代身体付出的实际努力时，我们自身的能动性和技能也会受到损害。

对此，我的感受越来越强烈。有时，意识到自己又在室内的书桌前度过了一整天，我会强迫自己出门，沿着上坡路走到能够眺望山谷的地方。要让思绪松弛下来，往往并不容易。整天集中注意力、忽视身体的其他部分，让我感觉自己仿佛变成了颅骨内某个地方紧攥着的拳头。然而，当光线、微风和鸟鸣触及我时，那股紧绷便会松开，一阵愉悦掠过全身，思路也开始舒展。

走出室外时涌现的开阔思绪与感受，来自伴随运动发生的身体变化。我的心率加快，将营养物质和氧气输送到各处组织与大脑。肌肉开始收缩，从血液中摄取糖和脂肪，立即着手抵消久坐带来的一些影响。每走一步，身体都在整合平衡、感官信息与肌肉力量，让我能够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做得越多，我就越能根据环境校准自己的行动。这些亲身行动带来的思想，充满希望与宽厚，常常也出乎意料。但这其实不应令人惊讶。当我们在世界中活动时，会调动那些在室内久坐时相对少用的身体能力。从保持平衡，到感知体内正在发生什么，我们的身体一直在感知，更关键的是，也一直在以肉身记忆。我们的思想既可以源于屏幕上的抽象符号，也同样可以源于身体的智能，以及对更广阔世界的觉察。

只有当我们以为行动能力与身体无关时，才会认真相信，自己能够像机器一样生活，并对此感到满足。一种将我们与具身学习隔绝的技术，非但未必能提升技能，反而可能削弱它原本试图增强的智能。

我们与之日益紧密连接的技术，缺少真正的智能得以产生所必需的复杂内部世界。它们没有身体，没有独立形成的自身关切，也没有作为生命的存在；没有代谢，没有生命的组织结构，也没有自我存续。

然而，我们仍然求助于它们，因为它们被设计出来，就是为了减轻身体在艰苦学习技能时必然经历的阻力，或者因为它们承诺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更隐蔽的是，它们通过模仿生命体的外观或行为来实现这些目的。心理学家克拉拉·科隆巴托（Clara Colombatto）、哲学家乔纳森·伯奇（Jonathan Birch）和神经科学家斯蒂芬·弗莱明（Stephen Fleming）最近的一项分析发现，接触这些系统，会使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它们具备心智能力。行为科学家Yaoxi Shi等人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定期与人工智能就个人问题交谈五分钟，会使人们寻求人类支持的倾向出现幅度虽小、却有实际意义的下降。

危险在于，如今协调我们行动的系统，并不受生物需求的约束。它们不会疲倦、饥饿或孤独，却越来越多地调控着那些会有这些感受的生命的行为。简而言之，我们正在把自身的能动性让渡给寄生者：这些系统模拟能动性，却以我们的能动性为养料。它们可以被设计成引导我们的行为，而无须理解人体是什么，也无须理解一个人需要什么才能生活得更好。

当然，人类一直在将部分能动性交给共同建立的结构，无论是法律、公共卫生体系，还是各种机构，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受益。但今天，我们的技术攫取注意力、预测行为、自动替人作出选择，并将我们的冲动变现，同时让身体牢牢依附于那些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的机器。这些协调系统往往只顾攫取，对我们能否生活得好漠不关心。我们或许以为自己正在逃离身体，但那些让这种逃离看似可行的技术，依赖矿山与廉价劳动力，并让整个地球付出代价。如果技术削弱了身体与世界之间的反馈循环，这种削弱也可能是双向的。最糟糕的情况下，我们不仅不再敏锐地察觉世界正在如何影响自己，也不再敏锐地察觉自己的行动正在如何影响世界。

我们创造了全新的数字环境与商业环境，它们能够让有害的冲动在身体中固化为习惯。当身体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这些由我们设计的不健康架构时，我们可能会陷入不断伤害自身的恶性循环。

神经科学家肯特·贝里奇（Kent Berridge）及其同事近期的研究表明，让我们感到喜欢某样事物的大脑系统，与驱使我们追求它的系统，可能逐渐分离。换句话说，我们渴求的东西，最终可能与我们真正享受的东西背道而驰。当这些系统的运作受到扰乱时，身体习得的行为模式，就会与曾经赋予这些行为意义的满足感脱节。

一些有影响力的药物成瘾模型描述了这样一种渐进转变：行为控制逐渐从前额叶转向纹状体，后者是大脑深部一个参与动作控制的区域，而这些动作会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自动化。因此，成瘾意味着从经过思考的自我控制，转向更多由习惯驱动的控制。如今，成瘾的对象可能不再只有酒精、尼古丁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还可能包括智能手机和聊天机器人。那些赋予我们学习能力的身体禀赋，也可能让我们习得某些模式，削弱我们采取其他行动的自由。

我逐渐相信，身体技能的退化，在许多方面意味着我们不再相信活着本身的意义。如果我们希望尽可能坚韧、尽可能有能力，那么，身体的付出与行动中的阻力，不仅是生活中无法避免的部分；从一个不可忽视的意义上说，它们也是智能的源泉。

当我们感知、评估，并从遭遇中学习时，身体与世界之间的交流维系着我们的智能。其他生命体也拥有这样的禀赋。与人类式的现象意识不同，只要存在活体，就存在具身智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细菌，也能感知不同时刻的化学差异，以短暂的分子记忆保留先前遭遇的信息，并改变自己的运动。散步时从我身旁掠过的树木与草，也在努力从每一个不断变化的日子中学习，根据先前的经历调整生长方式与防御机制。我们中的许多人即便注意到了它们，也会认为，它们作为行动主体，还不如我们发明的计算机程序。但现有证据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如果你已无法在世界中辨明方向，无法凭身体的记忆知道如何行动，那么，技术带给你的就不会是解放，而是支配。

作者：Melanie Challenger

编译：EY

原文： https://aeon.co/essays/the-more-we-rely-on-tech-the-more-we-deskill-our-bod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