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开始的孟京辉四幕独角戏

第十三届乌镇戏剧节开幕前10天，北京天气晴，西北风3级。下午13：30分，孟京辉导演的电话响起了。
此时距他赶赴剧场展开接下来的工作，只有半小时的空档。
后来我们的对话一共用时33分钟，我们从他即将在乌镇戏剧节上演的剧目《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聊起，由戏及人，海阔天空。
我们将用第一人称的方式呈现这次对话的精彩内容。
你可以将这次阅读视作一场独角戏演出，它的时长由你自己做主，也许是1分钟，也许是10分钟，也许是十年，或者更久。

采访、撰文：王春鹏

第一幕 花花公子
100年前，《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在爱尔兰首演的时候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轰动，作者约翰·米林顿·辛格对生活在这片土地的芸芸众生有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为了表现芸芸众生的状态，我希望能在人物形象上做到每个人都各不相同，所有的人都特别的接地气儿。酒馆主的女儿佩吉就设定成一个“独眼龙”——她挺自在，自我感觉良好，又虚弱而无助。
演员刘爽刚开始演各个人物（佩吉）的时候还挺傲慢的，当把独眼设定加进来之后，那种傲慢、脆弱和神经质就合在一起了，角色也显得更有张力。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这部作品里，没有人是反派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挺安于现状，感性又很暴躁，有的时候又很唐突，貌似对别人在进行一种攻击，但实际上每个人又是那么朴实容易受到伤害，同时向往安静而又所谓的“美好生活”，跟我们现在人一样。
《西方世界的花花公子》并不是纯搞笑的作品，笑完以后还能让人看到人性中的唐突、挣扎和悲悯之情。
我用了一些群山、天空、云雾的影像，让大家觉得这群人乌七八糟真的生活在这一片山水之间。其实社会的、人文的、地理的都会对我们每个人造成影响。人，就是生活在这些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里边，特别的执着于自己，好像“上帝”似的在“上面”看到了好多东西。

第二幕 世界
前一阵我看过一段时间的短视频。朋友圈里边有人发，我就点进去了，一开始觉得还挺逗的。差不多一个月后，我突然觉得我的时间被偷走了。我觉得有点儿像朋友之间的瞎聊天，是挺贴心挺逗的，但是如果每天都用几个小时瞎聊天，那就没什么特别大的意思。有这个时间我还不如想想事，哪怕发呆。我有一种真正的荒诞感觉。
后来我就不看了，我把我以前特别喜欢的剧本搜罗起来了，厚厚的，有半个书架那么多。我最近看了波兰的戏剧剧本和当代希腊的戏剧剧本都看了，也挺逗挺好玩的。

我感觉要有独处的快感，短视频不会对戏剧造成冲击，它确实会对人造成一些影响，可能人不像以前有那么多的耐心了，所以说现在有一句特别好的话——谢谢你的耐心。

第三幕 西方
我就想，如果能找到一种风格其实也挺不容易的，就像你看伍迪·艾伦的电影，罗伯特·威尔逊的戏剧，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别人还不可替代，想学也学不好。所以如果大家一看就是孟京辉的戏剧，那也不错。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是成长中的各个方面。
我的戏剧风格里还有好多空间没被穷尽，比如诗意的东西，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批判色彩，还有超写实的东西。好像不能着急，慢慢地在探求。在我导演的摇滚音乐剧《空中花园谋杀案》，也可以有所谓“孟京辉的风格”，像黄湘丽的独角戏《时时刻刻》也可以有一种“所谓的“孟京辉风格”。风格也是成长的幽灵，最好听的话就是：让风格见鬼去吧！

电影导演吕克·戈达尔后期导演的《电影史》也挺怪异、潇洒的，他在文化天空里划了一道特诡异特亮丽的色彩。
如果一个导演，一个创作者，老想把自己当礼花似的让大家来张望，好像也没有这个必要。成长，成长是艺术家给世界的礼物。
诗人西川曾经说过“孟京辉幸运地获得了时代的掌声”。以前都是幸运，以后有没有幸运？谁知道呢？作为创作者要有一个坚持和等待，观众还是会感觉到戏剧是把美学的传承与当今的时代混合在了一起，想想还是挺迷人的。

第四幕 戏剧之外
戏剧之外，摇滚乐对我的影响挺大的——它最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反叛的内核。我在中央戏剧学院上研究生的时候，跟张楚、何勇关系很好，有一次我跟何勇在北海公园聊天，那时候他正给我的《盗版浮士德》作曲。记得北海公园那地方蚊子特多，何勇跟我说：“我下一个歌都有了，就叫《北海的蚊子》。”前阵子他去世了，我很难受。《北海的蚊子》后来没有写出来。
如果你用枪逼着我不许我做戏剧，那好像还有两个事情我也可以做：画画、卖葡萄酒。尤其画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可以成为我的日常。我平时画的是油画，比较偏后表现主义的风格。另外，我的嗅觉和味觉好像特别敏感，所以我觉得我也可以卖葡萄酒。

说实在的，年轻的时候我挺狂妄的，我说自己往哪边走，未来戏剧就是什么样的，后来我想也不用这么豪迈和那么执迷。我相信未来的戏剧一定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宽广自由的。

戏剧总是用一种出其不意的模样在你的周围酝酿蔓延和出现。不论你是否迎接它，它都会来，永远都会以最好最奇特的当代面貌在你面前出现。你现在和未来看到的风景是最美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