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日。
那一天,美国司法部在华盛顿召开发布会,宣布启动名为“中国行动计划”的专项行动,矛头对准在美从事科研的华裔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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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行动给全美九十四个联邦司法辖区下了硬指标,要求各地联邦检察官加强涉华案件调查与起诉。
数字一旦跟乌纱帽挂钩,案件自然就不缺源头。
郗小星、陈刚、胡安明这几位国际学界耳熟能详的名字,陆续被FBI敲门、翻电脑、带走笔记本,罪名五花八门,有的只是漏填了一次学术交流经历。
绝大多数案件最终以撤诉、无罪或者证据不足收场,可当事人往往已经被解聘、被断掉经费、被拖掉三五年黄金科研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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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在2024年7月发布了一项调查,对1304名在美华裔科研人员进行了在线访问。
结果很直接:72%的人觉得作为学术研究者不安全,61%拿过联邦经费的人动过离开的念头,65%担心与中国合作会让自己受到怀疑。
同一份报告追踪的人才流动数据更说明问题:
2010年从美国向外迁移的华裔科学家是900人出头,到2021年这个数字变成了2621人,涨了近三倍,2018年之后离开的速度明显加快,增幅达到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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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是冷冰冰的统计。
人走了,带走的是一个课题组的运转节奏、一套实验流程的操作经验、一条国际合作管道的对接人脉。
实验室里留下的空桌子和停用的仪器,才是真正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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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签署公告,把企业为H-1B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几千美元直接提到10万美元。
白宫新闻秘书后来澄清说这是一次性费用,不适用于续签和现有持有人,但科技公司的人力预算已经被打乱了。
加州等20个州随即起诉联邦政府,认为这项费用远超审批成本,而且总统无权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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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校实验室的冲击尤其直接。
一位科研人员公开表示,实验室有3名博士后明年H-1B签证到期,10万美元的费用让学校根本无法批准续签,正在进行的癌症靶向药物研发项目面临停滞。
超过20%处于种子期和天使轮的科技初创公司考虑放弃招聘外籍人才,甚至终止涉及跨国技术合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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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头也在调整:
微软管理层已在季度战略会议上讨论将多伦多和温哥华研发中心的技术团队扩大50%,谷歌计划扩大波兰华沙和德国柏林的招聘规模。
人还没走,岗位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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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纳德拉、谷歌的皮查伊、IBM的克里希纳、Adobe的纳拉延,这些都是印度裔CEO里做得稳的。
他们能坐上这些位置,靠的是印度理工学院严格的理工训练加上在美国顶尖高校的深造经历,英语沟通也没有障碍。
但另一批印度裔高管的故事完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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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有190名印度裔高管丢了饭碗,其中74位是CEO级别。
推特前CEO阿格拉瓦尔在马斯克完成440亿美元收购当天就被解除了职务,马斯克为清理推特印度领导层花了3.7亿美元。
推特的印度分公司从近200人的团队裁到只剩12个人。
星巴克的纳拉辛汉干了一年零五个月就被换掉,同店销售额下滑3%,股价跌超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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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重的问题出在波音。
波音把737 MAX的飞控软件MCAS系统外包给了印度公司,外包方又二次转包,实际写代码的团队时薪低到9美元,很多人是刚从学校出来的应届生,没有航空航天领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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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印尼狮航和2019年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两起737 MAX空难,总共346人遇难,调查指向MCAS系统的设计缺陷。
波音前CEO米伦伯格推成本控制,把软件外包到印度,那边劳动力便宜,员工从几百人涨到几千,质量把控没跟上。
2024年波音宣布裁减约1.7万个岗位,新CEO奥特伯格明确说要回归“技术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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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说清楚:
波音的根子问题不在“用了印度人”,而在于把核心安全系统的软件开发当成了可以压缩成本的外包项目,同时又让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把安全认证交回波音自己做,等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换掉中国科学家之后找印度裔来填坑,填坑的人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决策层用外包省钱、用族裔标签选人,而不是用能力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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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的人正在变多。
陈德亮全职加盟清华,高华健回到清华,孙崧去了浙大,宋肖炜加入清华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孙崧2014年时年27岁就和导师一起破解了困扰数学界近40年的难题,获维布伦几何学奖,回国时3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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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早报》梳理,2024年以来至少有17名顶尖科学家从海外回到中国,多数来自数学和物理学领域。
这批人大多在30到40岁之间,正是出成果的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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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离开美国的华裔科学家中,迁往中国的比例已经增加到67%。
他们回来的原因不复杂:国内把实验室、经费、评价体系、临床资源和产业落地通道配齐了。苏
州BioBAY聚集了500多家生物技术企业,上海张江有400多家研发机构,怀柔、合肥、成都各自形成了有特色的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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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的流向也能说明问题。
2024年,中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超过500亿美元,占全球总交易额的30%,而2020年这个比例只有3%左右。
美国大型药企核心产品专利逐渐到期,用较低的价格购买中国创新药专利来填补管线缺口,已经成了一种常规操作。
跨国药企在5000万美元以上的大额授权交易中,中国药企贡献了近30%的项目来源。美国研发管线的新化合物总量约三分之一来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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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科研断层不是换一批CEO就能补上的。
2025财年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资助的科研项目减少了2700余项,竞争性资助项目数量比上一财年下降约15%。
2026财年预算提案要求将国家科学基金会支出削减超过50%,国立卫生研究院削减37%。
实验室关停、博士后岗位撤销、年轻科学家被迫在“留美”和“继续做科研”之间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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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实验室的核心竞争力不在管理层的族裔构成,而在能不能让做研究的人安心做十年的事。
人往哪里走,钱往哪里流,答案已经写在那些空掉的实验台和涨起来的授权交易额里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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