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头号威胁”，变了！

文｜陆弃

当地时间10月13日，安盛保险公司与益普索发布2026年版《未来风险报告》。报告显示，在全球风险管理专家眼中，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的风险首次超过气候问题，升至全球风险榜首。调查覆盖62个国家的4345名风险管理专业人士，以及19个国家的24000名普通民众。值得注意的是，95%的专家和94%的公众认为，危机正在不断增多。曾经长期占据专家风险榜首的气候问题，如今让位于人工智能。这并不意味着气候危机已经减轻，而是另一种更迅速、更难预测的风险正在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这份报告最值得关注的，不只是风险排名发生变化，而是人们对技术发展的判断正在改变。人工智能曾被广泛视为提高效率、推动创新的重要工具，如今却成为专家最担忧的风险之一。技术本身没有突然改变其性质，改变的是它进入社会的速度、影响的范围，以及人们逐渐意识到的控制难题。

报告显示，在将人工智能视为主要风险的人群中，54%的专家和48%的公众认为，这种风险正在迅速兴起。对技术发展而言，速度意味着竞争优势；对风险治理而言，速度却可能意味着制度反应滞后。当人工智能能够迅速进入金融、医疗、教育、传媒和公共管理等领域时，技术造成的影响就不再局限于某家企业或某个行业。一项模型的错误判断、一套算法的偏见，甚至一次数据泄露，都可能通过庞大的应用网络扩散。

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的风险并不总是以明显的事故形式出现。传统工业风险往往有相对清晰的故障位置和责任链条，而算法系统的问题可能隐藏在训练数据、模型设计和使用场景之中。一个招聘系统如果持续低估某类求职者的能力，受影响的人未必知道自己为何被拒绝；一个自动化决策系统如果出现偏差，普通用户也未必能够理解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却也可能在缺乏透明度的情况下，把偏见包装成客观判断。

报告中，34%的专家和34%的公众将伦理失范列为人工智能风险的重要来源，包括基本权利受损、算法偏见和数据挪用。这说明社会担忧的并非只有机器是否会犯错，更在于谁拥有数据、谁制定规则，以及当技术损害个人权益时，受影响者能否获得解释和救济。技术能力越强，权力分配问题就越难回避。如果少数企业掌握关键模型、算力和数据，而社会缺乏有效的监督手段，技术带来的收益可能集中于少数主体，风险却由更广泛的人群承担。

就业问题同样不能忽视。报告中，28%的专家和30%的公众担心人工智能对就业产生影响。自动化可能减少部分重复性劳动，也会改变许多岗位的工作内容。真正的挑战并非简单判断人工智能会创造还是消灭多少工作，而是劳动市场能否跟上技术变化。当岗位被重组，劳动者是否拥有重新培训的机会？企业能否将生产效率提升转化为更广泛的收入增长？如果技术收益集中，而转型成本主要由劳动者承担，社会不满就可能进一步累积。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人工智能风险会与社会分裂、经济风险和政治不稳定相互关联。报告将地缘政治不稳定列为专家关注的第三大风险，网络风险位居第四，能源风险则升至第五。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的项目。人工智能需要庞大的算力和能源支持，也可能被用于网络攻击、虚假信息传播和军事竞争。当国家之间的信任下降，先进技术就更容易被纳入战略竞争；当虚假信息大量传播，公众对媒体、机构和政府的信任也可能受到侵蚀。

气候问题退居专家风险排名第二，同样不意味着其紧迫性下降。气候变化仍然可能引发极端天气、粮食压力、人口迁移和基础设施损失。人工智能风险之所以迅速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发展周期更短、应用边界变化更快，社会尚未形成稳定的应对机制。气候危机与人工智能风险的区别，不在于哪一个更值得重视，而在于两者要求不同的治理方式。应对气候变化需要长期减排、能源转型和国际合作；治理人工智能则需要技术审查、责任追溯、数据保护和持续更新的监管制度。

报告中最令人不安的数据，是全球只有9%的专家认为各国政府拥有足够手段监管人工智能。在欧洲和法国，这一比例仅为3%。这种低信任度反映出监管能力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模型更新可能以月甚至更短的周期推进，而立法、司法解释和跨国协调往往需要更长时间。政府如果过度迟缓，风险可能在规则建立之前就已扩散；如果监管设计粗糙，也可能抑制有益创新，甚至让监管资源不足的小型企业承担过高成本。

真正有效的治理，不是简单禁止技术发展，也不是将监管寄托于企业自律，而是建立清晰、可执行、能够随风险变化而调整的规则。高风险应用应接受更严格的测试和审查，涉及个人权益的自动化决策应提供合理解释，数据使用必须有明确边界，出现重大损害时也应能够追溯责任。国际社会还需要在网络安全、虚假信息和跨境数据等领域形成最低限度的合作，避免技术竞争不断侵蚀公共安全。

人工智能登上全球风险榜首，提醒人们重新审视技术进步的衡量标准。效率更高、能力更强，并不自动意味着社会更加安全。真正的进步，还应包括风险是否可控、权利是否受到尊重，以及技术收益能否被更广泛地分享。气候危机没有消失，新的技术风险又已逼近，世界面对的不是旧威胁退场、新威胁接班，而是多重危机同时积累。技术可以不断突破能力边界，但社会必须同步建立责任边界。否则，人类越是擅长创造强大的工具，就越可能发现自己缺少驾驭它们的制度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