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战役结束,国民党主力基本被歼灭,解放军控制长江以北大片国土。这个时候,国内外不少声音都主张就此停火,搞划江而治。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放出和谈信号,希望以长江作为分界线,南北分治,保存江南国民党残余势力,伺机反扑。国际方面也有人出面劝说,担心解放军渡江之后引发外部势力武装干涉,建议共产党止步江北,接受南北分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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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劝和的声音,毛泽东没有动摇。1948年12月30日,他发表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表明立场,不能像古代项羽那样为了虚名放走敌人,留下后患。1949年初,国共开启北平和谈,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协定,愿意在战犯处置、政权交接等问题上做宽大安排,但底线没有退让,无论谈判成败,解放军都要渡江。国民党当局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宣告破裂。
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共同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奋勇前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当天夜里,百万解放军在千里长江沿线发起渡江作战,没有军舰,战士们靠着木帆船冲破国民党江防炮火。4月23日,南京解放,国民党二十二年的反动统治就此垮台。渡江之后,部队继续南下,相继解放杭州、上海,再向华南、西南进军,追剿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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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少人担心,渡江作战风险很大,一旦美国直接出兵介入,战争规模会扩大。还有一部分干部觉得,多年战乱,百姓急需休养生息,停在江北也可以接受。毛泽东看得很清楚,接受划江而治,就等于人为制造国家分裂,长江会变成国土分裂的界线,就像当时的朝鲜半岛一样,民族长期割裂,后续统一要付出更大代价。内战是中国内政,不能把国家主权拿来做外交妥协。
很多人回头看这段历史,才读懂当年这个决定的分量。一旦当时停下脚步,国家就会陷入南北长期对峙。但也有人会思考,在强敌尚未完全肃清、外部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刻,顶住各方压力坚持完成统一,要承受多大的风险,这份抉择,该如何去衡量其中的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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