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专业与良知为黑土地上的农民辩护——读夏海龙律师《鄂伦春耕地保护案》有感

一、一篇有温度、有锋芒的辩护手记

夏海龙律师的《鄂伦春耕地保护案：徐昕律师当庭敦促张晓鹏检察长到监委报到！》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忠实记录了2026年10月14日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庭审的戏剧性时刻，更在于把一个看似偏远、专业的土地刑事案件，放置在了法治原则与基层治理的张力中加以审视。

文章最令人印象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对“13起无罪”这一亮眼数字的渲染上。夏海龙律师清醒地指出，无罪数字本身固然证明了律师团队的专业能力，但数字背后“潜藏的”东西才是真正值得追问的。当一个基层检察院在一年之内被证明出现十余起错误的刑事追诉，当一个个农民因为种地可以被反复立案、反复追诉，这已经不仅仅是个案辩护的问题，而是一个基层司法生态需要正视的结构性问题。夏海龙律师用“让事实说话”的写法，比任何激烈的控诉都更有说服力。

尤为难得的是，夏海龙律师在文章中展现出了深厚的法理功底。他对指定管辖的程序争议、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土地性质认定的法律冲突等核心问题的分析，层层递进，直指要害，为这起看似普通的刑事案件注入了法治的锐度。作为一名亲历多起鄂伦春耕地保护系列案的辩护律师，我读后深感共鸣，也愿以此文补充我所亲历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与思考。

二、一场存在管辖争议的追诉 （一）系列案件的整体面貌

自徐昕律师团队2025年介入鄂伦春耕地保护系列案以来，在一年多时间里已取得13件阶段性无罪处理结果（含不起诉、撤销案件、无罪判决）。律师团队研究发现，涉案农民耕种的土地基本都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确定的“耕地”，在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时被划入“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是国家确认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农民每年都按照鄂伦春自治旗政府的要求缴纳土地有偿使用费，旗政府对土地编辑地籍台账、统一管理，同时发放补贴。

耐人寻味的是，2024年，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曾发布多份红头文件，鼓励农民将红线范围内弃耕、休耕及撂荒地进行复耕。鄂伦春旗法院、检察院以及森林公安局，在红线范围内耕种涉案地块的处理结果中，至少有50起左右案子作出了无罪、不起诉以及撤销案件的决定。但2025年3月以来，自治区有关部门联合制订了办案规则，开展毁林毁草专项整治，“不管是否在耕地红线，不管之前是否做出过不起诉决定，对所有涉及森工集团土地的案件重新立案”。这种“翻烧饼”式的执法，让农民无所适从，也让法治的安定性受到严重冲击。

（二）指定管辖的程序争议

2026年10月14日庭审中，法院当庭向辩护人徐昕、宁宇出具了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决定书，援引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将本案指定海拉尔铁路运输法院管辖。辩护人当庭从以下几个层面提出法理抗辩：

第一，辩护人认为适用前提根本不存在。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指定管辖仅适用于两种情形：一是“管辖不明的案件”，二是“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本案中，张丙强的案件管辖非常明确——鄂伦春自治旗的相关司法机关；而且张丙强的案件在被公诉之前，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根本没有进入法院审理程序，辩护人认为不存在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七条的适用空间。

第二，辩护人提出指定管辖“缺了一条腿”。 只有法院拿出了自治区高院的指定管辖决定书，但公诉机关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一方，甚至连这样一份有硬伤的指定管辖决定书都没有。如果认可法院的管辖权来自上级法院的指定，那么公诉机关的管辖权也只可能来自上级检察机关的指定，而且在逻辑上，对公诉机关的指定管辖应当先于对法院的指定管辖。公诉机关尚没有被依法指定管辖案件，法院怎么就“未卜先知”先取得了指定管辖？

第三，辩护人认为指定管辖的理由本身荒谬。 决定书称指定管辖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避免重复审理增加当事人的诉累”。但张丙强明明已经被认定不构成犯罪、被法定不起诉，却硬是被重新立案、被关进看守所半年、被重新定罪——这一切却被说成是为了“不给他增加诉累”。

第四，辩护人提出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被违反。 这份指定管辖决定书在开庭当日才出现，未依法向辩护人和被告人送达、未附卷。

（三）不起诉决定的法律效力

夏海龙律师在文中反复强调一个核心法理问题：鄂伦春自治旗检察院及呼伦贝尔市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和复核决定书，均未被变更或者撤销。

2024年7月23日，鄂伦春自治旗检察院对张丙柱、张丙强作出不起诉决定，明确认定二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呼伦贝尔市检察院随后维持了这一决定。

辩方主张：在不起诉决定未被依法撤销的前提下，本案重新立案、提起公诉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瑕疵。夏海龙律师的论述指向一个基本法治原则：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检察决定，在未经法定程序撤销之前，具有约束力。如果任何一个办案机关都可以无视其他机关作出的生效决定而重新追诉，那么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安定性将荡然无存。

宁宇律师当庭进一步提出：公诉机关明知张丙强的被控行为已被其他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辩护人主张本案无管辖权，仍然强行追诉，并将张丙强实际刑事拘留将近6个月，辩方认为相关办案人员行为涉嫌徇私枉法，当庭提出线索，敦促相关人员主动到监委说明情况。

（四）土地性质认定的法律冲突：自治区文件岂能凌驾于国家标准之上

夏海龙律师在文中对土地性质认定的法理分析，涉及不同层级法律规范之间的效力位阶问题。

证据层面：涉案土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属于旱地，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内。张丙柱在耕种前专门去鄂伦春自治旗国土资源局查询确认，并委托有资质机构出具《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计算报告书》，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基本农田数据、耕地保护红线数据等官方信息认定相关土地为旱地。2025年，鄂伦春自治旗自然资源局对办案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也确认依据“三区三线”，相关土地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内。

法律适用层面：公诉机关的主张是，应当以2024年4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对鄂伦春自治旗国土空间规划作出的批复作为认定土地性质的法律依据，2024年4月18日因此成为罪与非罪的时间界限。

夏海龙律师对此的法理批评极为尖锐：按照这一入罪逻辑，一份自治区政府文件的法律效力位阶甚至要高于国家级的规范性文件。内蒙古自治区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早在2022年即已由自然资源部审核通过并正式启用，对土地性质的判断应当依据这一国家标准进行。公诉机关以一份2024年的自治区政府批复来否定国家层面的“三区三线”成果，在法律效力位阶上是倒置的。

（五）当庭敦促相关人员向监委说明情况：辩护人对职务犯罪线索的监督

徐昕律师当庭敦促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张晓鹏主动到监委报到，这一行动的法理基础在于徇私枉法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的，构成徇私枉法罪。宁宇律师当庭的论证逻辑是清晰的：公诉机关明知不起诉决定的存在，辩护人主张本案没有管辖权，仍然强行追诉并长期羁押当事人——辩方认为这种“明知故犯”，已经超越了办案失误的范畴，属于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当庭敦促相关人员主动到监委说明情况，是将辩护从个案的法律适用争议，提升到对办案人员是否涉嫌职务犯罪线索的监督层面。

夏海龙律师在文中对这一切的概括是：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对张丙强的补充起诉“适得其反”。对一桩两级检察院均作出不起诉结论的行为，一家被指定管辖的检察院重新提起公诉——这个事实本身，就是该系列案件法理层面最有力的抗辩。

三、我与这片黑土地：亲历者的见证与反思

夏海龙律师在文章中勾勒了鄂伦春系列案的宏观图景，而作为这一系列案件的亲历者，我得以从一个个具体的当事人身上，看到这片黑土地上农民命运的缩影。在徐昕律师的组织和带领下，我先后介入了多起案件，为这些因种地而身陷囹圄的农民提供法律援助。

（一）刘华云案：一位农妇的“拱地头”之痛

刘华云是一位朴实的农妇，被认定违法开垦的面积为25.42亩，源于她从2012年开始每年春耕往外多犁几垄扩出来的地，当地人把这个叫作“拱地头”。2018年，刘华云“拱地头”被发现，因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被判拘役三个月缓刑六个月，并处罚金25000元。判决生效后，地块被大杨树林业公司“没收”，立上“违法用地”的牌子禁止耕种。

2024年旗政府发文要求严禁耕地保护红线内弃耕撂荒后，刘华云响应号召复垦了该地块，再次被立案追诉。第一次开庭后，公诉方将罪名从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变更为破坏生产经营罪——这种“变罪名”的追诉方式，本身就暴露了入罪逻辑的虚弱。再次开庭后，法院判决刘华云无罪。这是这一系列案件中难得的一份无罪判决。但遗憾的是，海拉尔铁路运输检察院已提起抗诉，案件仍在继续中。

（二）张丙柱案：不起诉决定为何挡不住有罪判决？

张丙柱是张丙强的弟弟。2024年7月23日，鄂伦春自治旗检察院对二人作出不起诉决定，明确认定：张丙柱、张丙强于2023年5月开垦的撂荒地在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属于旱地，在耕地保护红线内，二人虽有开垦行为，但并未改变土地用途，不应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究刑责。

张丙柱在耕种前曾专门去鄂伦春自治旗国土资源局查询，确认土地位于耕地保护范围内，并委托有资质机构出具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面积计算报告书》，依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库、基本农田数据、耕地保护红线数据等官方信息认定相关土地为旱地。2025年，鄂伦春自治旗自然资源局对办案单位出具过情况说明，也确认依据“三区三线”，相关土地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内。

然而，尽管两级检察院已作出不起诉结论，张丙柱仍被追诉并被判处有罪。我代理了张丙柱案的二审，二审已经维持一审原判，认定其有罪，刑期长达五年半。核心辩护意见依然围绕土地性质认定和不起诉决定的约束力展开，但法院最终未能采纳。目前我已代理了张丙柱案的申诉。

（三）佟艳华案：一位癌症农妇的申诉之路

佟艳华是张丙强、张丙柱的母亲，一位年过六旬的农妇。母子三人因为种地被追诉，两人已被判有罪。我办理的是佟艳华案的申诉。申诉核心论据包括：涉案土地依据国土“三调”和“三区三线”成果属于耕地，耕种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鄂伦春自治旗检察院和呼伦贝尔市检察院此前作出的不起诉决定和复核决定，在未被依法撤销的情况下，对后续追诉应具有约束力。

然而，佟艳华已经查出癌症，辩护人多次为其申请保外就医或变更强制措施，截至撰文时暂未获准。一个身患重病的六旬农妇，因为在自己耕种的、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内的土地上种地，不仅被判有罪，而且在罹患癌症后保外就医申请迟迟未获批准。这是这一系列案件中最令人揪心的现实，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法治成色的尖锐拷问。

（四）白宝才案：二审不开庭，辩护权何在？

我还办理了白宝才案的二审。与张丙柱案类似，白宝才案二审维持了一审原判。更令人遗憾的是，本案二审法院曾主动告知律师将开庭审理，律师为此做了充分的出庭准备，但后来又被告知不再开庭。辩护律师认为，本案当事人对一审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均有重大异议，二审应当开庭审理；二审不开庭，使得辩护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当面陈述辩护意见、无法与公诉人进行质证和辩论。对于白宝才这样一位因种地而被追诉的农民而言，辩护人认为二审不开庭实质上削弱了他获得有效辩护的机会。目前我已代理了白宝强案的申诉。

（五）辛伟案：合作社社长的命运

我目前又代理了辛伟案，与宁宇律师一起为辛伟辩护。宁宇律师对鄂伦春土地案有着极深的案头研究，对“三区三线”的启用时间线、国土“三调”数据与林权证的法律效力冲突、不起诉决定的约束力等核心问题，都有系统而扎实的梳理。与他同案辩护，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辛伟是鄂伦春自治旗恒仓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该合作社在鄂伦春自治旗农机合作社名录中有明确登记，辛伟担任理事长。他与刘华云、张丙强等人一样，是当地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普通农民，该案与鄂伦春耕地保护系列案具有相同的背景——即农民因耕种位于耕地保护红线内的土地而被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追诉。希望他能得到公正的审判！

四、这片黑土地上的不幸与希望：超越个案的法治追问

鄂伦春自治旗地处大兴安岭东南麓与松嫩平原的过渡带，有着30多年的垦荒史。这些陆续被开荒出来的耕地，在被鼓励、默许、允许有限开发以及明令禁止中，大部分处于违规甚至违法的灰色地带。林业公司在当地具有远超地方各级政府的影响力，凭借一张上世纪的林权证模糊复印件，就能将耕种耕地的农民送进监狱。

农民们耕种的是国家划定的耕地，缴纳了有偿使用费，领取了农业补贴，却因为这片土地同时被林业公司主张为林地，而反复被追诉、被判刑。一个基层检察院在一年之内出现十余起被辩方认为错误的追诉，当一个家庭母子三人因种地全部获刑，当一个身患癌症的六旬农妇保外就医申请迟迟未获批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个案辩护的范畴，它指向的是基层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失衡，是土地管理制度中“红线”与“证权”的深层冲突。

不夸张地说，包括呼伦贝尔在内的广袤东北大地，有着全世界最肥沃的黑土地。但或许也正因如此，耕种这片最肥沃黑土地的农民反而因此陷入巨大的不幸。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我看到了徐昕律师带领下的辩护团队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担当。从13件无罪处理结果的阶段性成果，到每一个案件庭审上的据理力争；从当庭提交职务犯罪线索，敦促相关人员主动说明情况，到为一位身患癌症的农妇奔走呼号；从宁宇律师扎实的案头研究，到每一位辩护同仁的无偿付出——这一切都让我坚信，正义虽然步履维艰，但绝不会缺席。我将与所有参与鄂伦春耕地保护系列案的辩护同仁一道，在徐昕律师的带领下，锲而不舍，愈挫愈奋，团结奋斗，抗争到底！

在这片全世界最肥沃的黑土地上，农民们理应享有免于恐惧地耕种的权利。这不仅是他们的生存底线，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而作为律师，我们以专业为犁，以良知为种，在这片黑土地上耕耘的，是对正义的坚守与对法治的信仰。这，正是我们共同的信念与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