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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吾悦广场那场最让人难受,人到了,演出服换好了,主管部门的人到现场核查,发现审批没完成,加上舆情风险,当场叫停。
有一次他刚坐上高铁准备动身,主办方电话打过来,说活动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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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很快冒出一种猜测:会不会是本村的人干的?
网友往“本村人”方向猜,不是凭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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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村外的人排着队上门借钱,盖房的、看病的、娶媳妇的、孩子上学的,几千几万地拿出去,欠条打了一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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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的风吹进朱楼村之后,情况变得更复杂,中国青年报2026年1月的报道记录了那个阶段:全村男女老少都开始拍他,喂鸡、下地干活、刷牙,全被拍下来传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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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靠拍他日常就能赚流量的人,和那些举报他演出的人,动机在网友眼里很容易被画上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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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钱不还的、砸路牌的、堵门直播的,这些事情叠加在一起,让人觉得“外人不会这么干,只有熟悉他的人才知道怎么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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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回来,举报之所以能奏效,靠的不是“劣迹”这个定性本身,而是主办方的“稳妥”心态。
一个地方的活动,主办方收到举报材料,哪怕材料站不住脚,只要舆情有风险,最省事的做法就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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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一场演出,损失的是一个歌手的档期;顶着举报照常办,万一闹大了,主办方要担责任,这笔账,主办方算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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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他第一次跟黑粉对簿公堂,2025年11月,徐州法院判了一个网暴者六个月,那人从2020年开始发了几百条视频骂他,连他刚出生的孙子都没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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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演出之外,另一种声音也冒出来了:有人说他“一边说自己是农民,一边跑商演挣钱”,质疑“农民歌手”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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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回应了“农民种地不辛苦”的说法,表示以前说过现在种地没有以前那么辛苦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以前收玉米要一周,现在机器一小时就收完了”。
这个回应之所以站得住,是因为有具体的事撑着,他家里有五亩多地,自己种着两亩六分,玉米麦子两季轮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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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质疑他“人设崩塌”的人,手里攥着的其实是一个自己想象出来的农民模板,在那个模板里,农民只能种地,不能有别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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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演报价十万块三首歌,守了十几年没涨过,一个把“农民”当人设来演的人,犯不着为这些事跟钱过不去。
真正让人心里发堵的,是一个靠嗓子吃饭的人,被人用一顶“劣迹艺人”的帽子,从台子上一次次拽下来,而他唯一能做的,是攒证据、等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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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五十六岁的人,被盯了好几年,演出排到哪儿举报跟到哪儿,终于决定不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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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官司赢了,演出能不能回来,是另一回事,主办方的顾虑不会因为判决书下来就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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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的荒诞程度,和那些砸路牌、借钱不还、堵门直播的画面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很具体的现实:有些人看不得别人好,而“别人好”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定的。
朋友们,对此你怎么看?评论区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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