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晏道刚这个名字，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但在1934年3月到1935年秋这一年多里，他的位置极其特殊：蒋介石创设侍从室，调他做第一处主任，管总务、参谋、警卫。蒋飞重庆、贵阳、昆明、成都、西安，晏道刚基本都在身边。后来他又被派到西安做西北总部参谋长，张学良给蒋的亲笔函里称他“甸樵吾兄”，蒋嘱咐他的话是“与张汉卿协商合作，有困难之事你可告诉我”。再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以“渎职罪”把晏道刚扣押了八个月，永不录用。
一个被蒋亲自放在身边、又亲自推进泥潭里的人，他嘴里说出来的蒋，比公开史料里的的那个蒋要具体得多，也难看得多。
晏道刚讲得最细的一段，是1935年红军渡乌江前后。他的原话是：从得悉红军渡乌江之日起，蒋“实际上就以战场指挥官自任，撇开了薛岳的贵州绥署和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打电话调动部队”。薛岳当时是贵州绥署主任、前敌总指挥，放在任何一支军队里都是战区级的方面大员。
但晏道刚看到的是，薛岳被蒋晾在一边，“变成了一个侍从参谋，等于一个高级传令军官”。每一道调动部队的电令，薛岳不请示蒋不敢作主，蒋有时候“耳红脸赤骂个不停”。
在晏道刚看来，这不是什么“统帅亲临前线”的美谈，而是越级指挥在蒋介石独断的性格下，导致的指挥失能的荒诞乱象。
还有更具体的。
王天锡当时任贵阳警备司令，他的回忆可以和晏道刚的说法对上榫头。蒋三令五申让薛岳侦察红军主力动向，薛岳一连三天得不到要领，蒋在电话里大骂薛岳，据蒋的卫士说，“气得发昏，把电话机的听筒都扔在地板上，顿足大骂不止”。
晏道刚看到的是“耳红脸赤”，王天锡从卫士那里听到的是扔话筒、顿足。
两个来源，同一个画面。蒋在日记里写自己如何沉着，陈布雷替他修饰《半月记》的时候可以把“临危不惧”写得花团锦簇，但晏道刚这种天天站在旁边的人，记住的是另一套东西。
贵阳城外的枪声一近，晏道刚看到的东西就更直接了。
4月5日前后，贵阳外围发现红军活动，城内人心惶惶。蒋“心神不安，步出行辕查看城区工事”，把城防司令郭思演叫来骂了一顿。
到了夜里，蒋问黔灵山、东山、图云关各处的工事和守备兵力，特别关心清镇飞机场，“彻夜不安”。这还不是最狼狈的。顾祝同和陈诚先后跑进来报告红军逼近的消息，蒋在办公室里背着手走来走去，沉默很久，然后盯着王天锡问：不经清镇，有没有便路到安顺。接着下令挑选二十名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
王天锡出门之后心里想的是：老蒋准备逃跑了。
晏道刚没有用“逃跑”这个词，但记述了蒋的“惊惶失措，手忙脚乱”。
讽刺的是，蒋在贵阳最紧张的那几天过去之后，又开始“大肆宣扬他用兵如神，为自己遮丑”。
万耀煌私下对晏道刚说了一句话：“共军转个弯，我们跑断腿。”
晏道刚把这句话原样记了下来。他不加评论，但把蒋的自我宣传和下面将领的私下吐槽并排放着，很是意味深长。
晏道刚后来在西安做的事，也带着这种近距离观察者的痕迹。他到西北之后，发现张学良倾向抗日，一面劝张接受蒋的意图，一面给蒋发电报说“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张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
钱大钧告诉晏道刚，蒋接到那封电报后“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但“终未转变他的顽固态度”。
晏道刚没有把自己写成预言家，他只是把蒋的“考虑”和“终未转变”都记了下来，后来发生的事情谁都知道了。
晏道刚对蒋介石的评价，自始至终没有用过“刚愎自用”或者“色厉内荏”这类词，但他的回忆录里全是这些词对应的材料——把战区司令用成传令官，在电话里骂高级将领骂到扔听筒，枪声一近就让人备好马轿，事后又能回到“用兵如神”套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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