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连洁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传统实体产业面临产能过剩、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全球价值链分工低位锁定等深层矛盾,推动实体企业向技术高端化、品牌国际化、产业服务化转型已经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跨境投资并购是企业快速获取全球技术、品牌、渠道等稀缺资源的战略手段,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起着关键的赋能作用,但是并购效率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治理体系的支撑能力。现阶段,我国实体企业治理体系同跨境并购的国际化要求不相适应,并购效率低制约着转型效能的释放。
治理水平与跨境并购效率对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性
治理水平是跨境投资并购效率的制度根基。跨境并购牵涉跨国决策、跨法域交易、跨文化整合等诸多情况,其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体系的权责分配、风险管控和资源调配能力。完善的治理结构可以依靠明确的权责划分来加快决策响应速度,依靠专业的风险控制来减少交易偏差,依靠高效的资源统筹来加快后期整合。麦肯锡中国的行业调研数据显示,治理评级优秀的企业跨境并购平均决策周期较行业均值缩短约20%,标的估值偏差率可控制在10%以内;德勤中国跨境并购专项研究显示,这类企业并购后三年整合达标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35个百分点。治理质量直接决定并购的战略匹配度、风险可控性、资源整合度,是并购高效运行的底层制度保障。
高效跨境并购是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路径。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本质就是冲破技术、品牌、价值链这三重发展边界,重塑企业全球核心竞争力。单纯依靠内生式发展路径,企业要经历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市场培育和能力爬坡的过程,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要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反复试错,还面临技术路线迭代、研发成果不及预期的风险,高端品牌的打造需要长期的市场渗透和口碑沉淀,在海外成熟市场更是面临认知壁垒和渠道门槛,价值链向高端延伸则需要配套的能力体系和产业生态支撑,整体进程缓慢且不确定性较高。
高效跨境并购给实体企业冲破这些瓶颈提供更高效的方式。从技术角度来讲,跨境并购可以迅速得到成熟的技术成果、研发体系和核心团队,跳过基础研究和技术摸索阶段,直接进入高端技术赛道,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和技术迭代,从而实现技术能力的跨越式提升。并购海外成熟品牌可以直接承接其已有的市场认知、分销网络、客户资源,绕过海外市场的品牌准入壁垒,快速进入高端主流市场,实现品牌国际化布局的加速落地。
三者协同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治理提效、并购提质、转型升级三者不是彼此独立的线性关系,而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撑的有机整体,构成持续演进的正向循环。治理体系持续优化可以扫清跨境并购的制度梗阻,提高决策效率,加强风险管控,给并购高效运行提供底层支撑;高质量的跨境并购可以快速导入全球优质资源,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外部动能,缩短转型周期,提升转型成色;转型升级的深入推进又会对治理体系的适配性、并购运作的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倒逼治理体系不断迭代完善,形成螺旋上升的发展闭环。三者相互促进,可以促使实体产业发展的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变为质量提升,发展格局从国内布局转变为全球布局。对企业来说,可以全面提升全球资源整合能力、核心竞争能力;对产业整体来说,可以带动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整体跃升,给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持久动力。
我国实体企业跨境并购与转型的治理现状及效率困境
治理体系持续完善,但国际化适配性不足。国内实体企业公司治理规范化水平持续提高,股权结构优化、董事会建设、内控体系完善等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但是整体治理体系仍然以适应国内经营场景为主,国际化治理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多层级治理结构普遍存在,国有主体决策链条过长,跨境并购项目从立项到最终审批要经过5—7个决策节点,周期一般长达6—12个月,远超国际同类项目3—6个月的平均周期,由于审批滞后而错失并购窗口期的比例接近30%。二是国际化专业治理能力不足,董事会成员中具有跨境运营、国际合规、跨文化管理背景的人员比例低,不能应对复杂的跨境并购谈判和风险应对。
跨境并购规模稳步增长,但整体效率仍处低位。在产业升级与全球化布局的双重驱动下,我国实体企业跨境并购布局持续优化,投资方向逐步向高端制造、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技术密集型领域倾斜,但并购整体效率仍处于低位。从实际成效看,多数跨境并购项目未能达到预期战略目标,整合效果不及行业普遍预期。
转型升级需求迫切,但并购支撑作用未充分释放。目前,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增大,核心技术攻关、品牌价值提升、价值链延伸等需求越来越迫切,但是跨境并购对转型的支撑效能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一方面,部分企业并购战略与转型目标相脱离,存在盲目跨界并购、财务导向并购等现象,并购标的与自身产业转型需求不匹配,不能产生产业协同效应;另一方面,治理短板造成并购资源不能有效转化为转型动能,技术整合不到位、品牌运营脱节、产业链协同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并购对企业技术创新、盈利提升、价值链优化的拉动作用低于预期,不能形成并购、升级、再并购的良性循环。
优化治理提升并购效率,推动实体企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构建国际化适配的治理体系。一是改善治理结构和决策机制。国有企业推行并购分级授权和负面清单管理,适度下放实体产业类跨境并购的决策权,压缩决策层级,把常规项目审批周期控制在3个月以内;民营企业完善制衡型治理结构,引入国际化专业董事和职业经理人团队,强化决策风险制衡,避免决策冒进和战略偏差。二是提高董事会的专业能力。优化董事会成员结构,增加跨境法律、国际财务、海外运营、跨文化管理等领域专业人士的占比,设立专职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统筹并购战略的制定和项目决策,提高并购决策的专业性、前瞻性。
完善全流程并购治理机制。一是加强前置尽调治理。组建技术、财务、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尽调团队,建立全面的标的价值评估和风险识别体系,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工具开展全球标的筛选和风险排查,将估值偏差率控制在10%以内,从源头降低并购风险。二是规范交易过程治理。优化交易结构设计和谈判机制,建立定价动态调整和风险对价机制,合理控制交易成本和溢价水平,完善交割流程管控,提高交易效率和合规性。三是加强后期整合治理。设立专门的整合管理机构,制定技术、品牌、组织、文化整合路线图和明确的完成时间节点,落实责任主体和考核机制,推动并购资源快速落地转化,将整体整合周期缩短20%以上,提高整合达标率。
强化并购—转型协同治理。一是推动并购战略同转型目标深度对接。根据企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来制定并购战略,确定技术获取、品牌升级、产业链延伸等主要并购目标,建立标的筛选的转型适配性评价体系,保证并购项目服务于转型的主要需求,防止盲目并购和战略偏离。二是创建并购资源转化机制。建立技术、品牌、渠道等并购资源与自身产业体系的协同对接机制,加大整合期资源投入,促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品牌本土化运营、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最大化释放并购资源的转型赋能效应。三是健全转型反馈治理闭环。建立并购转型成效动态评估体系,定期对并购对技术升级、效益提升、价值链优化的支撑作用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治理策略和并购策略,形成治理优化、并购提效、转型升级、治理再优化的良性循环。
(作者单位系海安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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