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远在美洲的部长,被中国外交部直接列入反制清单,这件事乍看并不算什么国际大新闻。
一个来自南美洲的巴拉圭,一个来自中美洲的伯利兹,两国距离中国都很远,经济体量也谈不上多大。
被中方采取反制措施,不是一句“强烈不满”,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外交交涉,而是直接落到三件现实的事情上,冻结其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而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同他们进行交易、合作,不予签发签证,不准进入中国内地以及香港、澳门,这几项措施从10月12日起正式生效。
真正值得琢磨的问题也就在这里,巴拉圭和伯利兹目前都没有同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中方为什么还要专门对两名部长作出如此具体的反制?
当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毛宁给出了中方的理由,按照外交部公开表述,相关人员之前曾窜访台湾、接待“台独”分裂分子窜访,并且散布所谓“中国网络攻击”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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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方认为,这些行为已经涉及台湾问题和中国核心利益,所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采取措施。
如果只看一次访问,很容易把事情理解成普通的外交摩擦,但问题在于,这两个人都不是普通议员,也不是卸任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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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他们手中掌握的不是私人身份,而是政府职务,以及由这些职务带来的官方渠道。
部长去台湾,同普通人去台湾,政治含义显然不能放在一张桌子上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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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在10月12日记者会上特别提到所谓“中国网络攻击”的说法,也正因为如此。
一件原本看似距离普通人很远的外交争议,一旦进入政府部长、官方交流和国际传播渠道,性质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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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反制最值得注意的,也未必是谁还能不能来中国旅游,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项,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和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
一个政治人物在任的时候,可以依靠政府身份活动,可政治生涯总有结束的一天,卸任以后怎么办?
还要不要参加国际会议,要不要进入企业、智库、基金会、大学,要不要参与商业项目,要不要同亚洲企业打交道?
这时候,过去那些看似只是政治姿态的选择,就可能变成现实限制,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2021年1月20日的时候,美国特朗普政府即将卸任之际,中方宣布对包括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28人实施制裁。
当时公布的措施中,这些人员及其家属被禁止进入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本人及关联企业、机构也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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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带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政治人物做决定的时候,计算的往往是眼前的政治收益,但一项长期有效的限制,计算的却可能是他离开职位之后的活动空间。
在任时说一句话,参加一次活动,也许只需要面对几天的新闻争议,可如果代价延伸到签证、商业合作、机构往来甚至资产层面,账就不一样了。
这也是此次针对比利亚特和丰塞卡的措施,与一般外交表态最大的差别之一,它没有停在态度层面,而是把后果直接落到了现实利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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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把视线只放在这两名部长身上,还是看小了,巴拉圭和伯利兹之所以引人注意,还有一个绕不开的背景。
台湾当局目前剩下的所谓“邦交国”已经不多,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占其中一部分。
这里过去长期被美国视为重要影响区域,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两岸之间的问题,经常会和美国在拉美地区的政治影响、当地国家自身的外交选择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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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些小国在处理台湾问题时,算盘并不难打,一边是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和合作,一边是本国同美国的关系,再加上国内政党之间的利益博弈。
保持所谓“邦交”在某些时期确实有现实原因,但现在最大的变化,是经济账越来越难绕开。
去年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贸易额达到5490.4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多年保持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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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抽象数字,大豆、牛肉、铜矿、铁矿、锂矿、石油,从拉美不断进入中国市场,汽车、机械、通信设备、新能源产品又从中国进入拉美。
在秘鲁,去年中国仍是其全球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在阿根廷,中国是其全球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中国同样已经排在主要贸易伙伴前列,港口、铁路、公路、电力、电信这些合作,更不是换届之后说停就能停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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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些拉美国家现在面对的现实,与二三十年前已经很不一样,政治上继续维持原来的选择是一回事,企业要不要中国市场,农产品卖给谁,矿产由谁购买。
基础设施找谁投资,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两本账越来越容易撞到一起,这也是为什么10月12日记者会上,毛宁在回答相关问题时,没有只谈这两名部长本人。
她还专门提到台湾当局所剩无几的所谓“邦交国”,并表示不要被“台独”分裂势力操纵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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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放在今天的中拉经贸情况下看,针对的显然不只是一次访问,过去台湾当局维持所谓“邦交”,很大程度上依靠援助、项目和政治关系。
但对一个需要出口、就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外交政策最终很难永远同经济现实分开,巴拉圭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它至今仍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邦交”关系,但围绕中国市场的讨论,在巴拉圭国内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原因并不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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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外交承诺很远,牛肉能卖到哪里、大豆卖什么价格、企业有没有订单,才是每天都能碰到的问题。
政客可以从地缘政治角度讨论台湾问题,农场主和企业主首先看的却是市场,伯利兹虽然经济规模更小,道理其实也差不多。
一个国家越小,对外部市场、投资和旅游的依赖往往越明显,国际政治上的选择一旦同经济利益发生碰撞,国内讨论就很难永远停留在意识形态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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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次事情有意思的地方,不只是中方又制裁了两个人,更值得观察的是反制方式正在变得越来越具体。
以前外交争议发生后,外界最熟悉的画面是召见、声明、抗议,现在则越来越多地看到资产、交易、合作和人员往来这些工具,谁做了什么,谁承担后果。
影响不一定扩大到整个国家,而是首先对准具体人员,从中方公开表述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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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针对的也是那些被认定直接介入相关问题的个人,而不是简单切断同一个国家所有人的联系。
对政治人物来说,这种区别其实很重要,国家之间今天有分歧,明天仍可能合作,企业之间今天没有项目,几年后可能又会坐到一起谈生意。
可一旦一个具体名字进入反制清单,个人以后面对的就是另一回事,比利亚特和丰塞卡现在都还在任,他们当然可以继续按照各自政府的政策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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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可能要到几年之后才会显现,当职位发生变化,当国际活动从政府外交转向商业、教育、智库或者社会机构。
当曾经依靠部长身份作出的选择开始同个人未来发生联系,那几条写在10月12日外交部令里的内容,才会真正体现出它们和普通外交表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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