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和宋立成十九年的交情，在我公司拿到第一个千万订单那年，断了。
他不接我电话，不回我微信，连我母亲的寿宴，他都托人送了礼，人没到。
七年后，我在省城火车站偶然撞见他，他穿着一身褪色的保安制服，看见我，转身就跑。
我追上去，拽住了他的胳膊。他回过头，说出了一句话，让我当场愣在原地……
我叫骆文洲，今年四十六岁，在青川市做工业传感器。
公司叫“文洲智控”，不算大，一百来号人，去年营收一点八个亿。放在省里不起眼，放在我老家县城，已经够我爸妈在街坊面前抬头走路了。
但二十五年前，我只是个揣着三百块钱、坐绿皮车去省城闯荡的毛头小子。
那趟车上，坐在我对面的人，就是宋立成。
他比我大两岁，瘦，眼睛小，笑起来嘴角一边高一边低。我们去的是同一所职校的夜校班，学电子，白天都要打工。他在一家修电器的铺子里当学徒，我在建筑工地搬砖。
我们合租了一间十平米的地下室。冬天没暖气，两个人挤一张床，盖两床被子，脚冻得发麻，就互相用脚丫子夹对方的腿取暖。
那间地下室，我住了三年，也记了一辈子。
立成手巧，会修东西，什么坏了的收音机、电饭锅，到他手里敲敲打打就能响。我脑子活，会算账，会张嘴。我们俩一合计，二〇〇一年秋天，凑了一千八百块，在城中村租了个一米宽的小柜台，修手机，卖配件。
招牌是立成写的，歪歪扭扭，叫“成洲电子”。
他说：“你的洲，我的成，咱俩谁也不落下。”
那年冬天特别冷，柜台没生意，我们两个人缩在棉大衣里，分吃一个烤红薯。他掰成两半，大的那块塞给我。
“你多吃点，你比我能熬夜。”
我嘴上说着“你吃你吃”，手却老老实实接了过去。
这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甜的一块红薯。
后来的日子，有苦有甜。柜台变成门面，门面变成小公司，小公司接了第一批传感器的代工单。我负责跑业务、拉客户，立成负责技术、盯生产。我们分工明确，彼此从不设防。
二〇〇八年，我结婚，立成是伴郎。敬酒的时候，他喝得满脸通红，拉着我老婆的手说：“弟妹，文洲这个人，你交给他，我放心。可他有个毛病，爱往前冲，不知道回头看。你得替我拽着他点。”
我老婆笑着应了。
二〇一〇年，立成也结了婚，娶的是他老家的姑娘杨春兰，一个说话轻声细语、做饭特别好吃的女人。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取名宋小川。
我当干爸，红包包了两千。立成推了三回，我硬塞给他，他才收下，红着眼眶，一句话没说。
那几年，是我们最好的时候。
我们是兄弟，不是合伙人。这话我说了不止一次，他也从没否认过。
公司最初是我们两人五五分股，立成管生产，我管市场。二〇一二年，公司做到了一千两百万产值，有了自己的小厂房，二十来个工人。我提出要扩张，上一条新的生产线，需要三百万的投入。
立成听完，沉默了很久。
“文洲，”他说，“这个风险是不是太大了？”
“大。”我承认，“但不搏一把，咱们永远是个小作坊。”
“要是砸了呢？”
“砸了，我一个人担。”
他看着我，那一眼我至今记得，里面有担心，有犹豫，还有一种我当时读不懂的东西。
“好，”他最后说，“我陪你搏。”
我们从银行贷了三百万，用的是我们两家各自的房子做抵押。
我那时候没多想，只觉得他是我最铁的兄弟，有他陪着，天塌下来也不怕。
二〇一三年，新生产线投产，赶上国家推工业自动化，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头年营收翻了两倍，第二年翻了四倍。
我整天在外面跑，一个月有二十天在飞机上。立成留守工厂，天天泡在车间里，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我们俩一个月也见不上几次面，偶尔见面，也是在会议上，匆匆交代几句。
但我心里踏实。我知道，只要立成在，后院就不会起火。
二〇一五年，公司拿到了省里一家大型国企的采购订单，金额一千三百万，是我们当时最大的一笔。
签约那天，我在酒店摆了五桌酒。立成没来。
他电话里说：“生产线出了点问题，我得盯着，你们喝，别等我。”
我没多想，当晚喝得烂醉。
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里翻合同，立成推门进来，眼睛里全是血丝，一脸疲惫。
“文洲，”他把一份文件放在我桌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
我低头一看，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
他要把自己的百分之五十的股份，全部转给我。
“你疯了？”我腾地站了起来。
“我没疯。”他的声音很平，“我考虑了很久。”
“为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低下头，用手指摩挲着桌角：“文洲，我身体不太好，想歇一歇。”
“你要歇，歇就是了，用不着转股份！”
“股份放在我这儿，是个负担。”他抬起头，勉强笑了笑，“你拿着，对公司好。”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
他的脸比我记忆里瘦了很多，两鬓添了白发，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的一样。
我心里忽然有点发慌。
“立成，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没有。”他回答得很快，“你别多想。”
“那你把话说清楚。”
“说不清楚。”他站起身，“文洲，你就当是我这个兄弟，最后求你一回。”
“最后？”我心头一紧，“什么叫最后？”
他没有回答，只是朝我鞠了一躬。
那一躬很深，深到我整个人愣在原地，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他走了。
那份股权转让协议，我没有签。我把它锁进了抽屉，心想过几天他气消了，自然就会回来。
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
他请了长假，说是回老家养病。后来，辞职信送到了人事部。再后来，他的手机，打过去，是空号。
我去过他家。
那是二〇一五年的冬天，我开着车，找到他在城东的那套两居室。敲了很久的门，没人应。邻居探出头来：“你找老宋啊？上个月就搬走了。”
“搬去哪儿了？”
“不知道，听说是回老家了。”
我站在楼道里，手里攥着一盒给小川买的玩具，站了很久很久。
我给他发过无数条微信。
“立成，你在哪？”
“有什么事，咱们当面说。”
“公司你的那一份，一直给你留着。”
没有回音。
他的微信头像，变成了一片灰。
二〇一六年春节，我去他老家找过一次。那个县城很偏僻，我开了六个小时的车，找到了他的老房子。院门上着锁，邻居说，他们家去年年底就没人了。
我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点了一根烟，抽到一半，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十九年的兄弟，说没就没了。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
也许是我哪里得罪了他。也许是他嫌我做事太冲，做生意太狠。也许，是他觉得公司做大了，我变了，不再是当年的那个骆文洲。
我越想越觉得，是我对不起他。
那几年，我忙着扩张，忙着融资，忙着应酬，忙着做一个“成功人士”。我有没有好好听过他说话？有没有认真问过他累不累？有没有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陪在他身边？
我不敢细想。
二〇一七年，母亲七十大寿。我在老家摆了二十桌酒席，请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散席的时候，我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洲子，立成今天怎么没来？”
我愣了一下。
母亲叹了口气：“你们俩小时候，不是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吗？”
我嘴里发苦：“妈，他有事。”
“有事也该来看看我。”母亲念叨，“那孩子，当年你俩一起在省城的时候，他每年过年都往咱们家寄东西。寄的都是他自己攒的钱买的……”
我心头一震。
“寄什么？”
“腊肉、香肠，还有给我买的一件棉袄。”母亲说，“我问你，你也不知道，我就没再提。”
我站在院子里，忽然听见自己的心跳声，一下一下，重得发闷。
原来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家。
可他为什么，就是不肯见我？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
二〇二〇年，二〇二一年，二〇二二年。
公司越做越大，我的头发白了一半。逢年过节，我还是会习惯性地翻一翻手机，看有没有那个灰色头像的消息。
没有。
一次也没有。
二〇二二年的十一月，我去外地出差，回程路上，省城火车站人山人海。我拖着行李箱，在检票口排队，正低头看手机，忽然，余光瞥见前面不远处，有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男人，正在维持秩序。
那个背影，我太熟悉了。
微驼，左肩比右肩略低，走路的时候，右脚有点外八字。
我整个人僵在了原地。
那是宋立成。
他比我记忆里苍老了太多，头发已经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吓人，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手里拿着一支红色的指挥棒。
他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缓缓地回过头。
我们的目光，隔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撞在了一起。
七年了。
他的眼睛，还是那么小，那么亮。
他看见我的一瞬间，整个人像被针扎了一样，浑身一抖，立刻转过身去，加快脚步，朝出站口的方向走。
“立成！”我喊了一声，声音大得吓了自己一跳。
他没有回头。
我扔下行李箱，拔腿就追。
我追到了广场西侧的消防通道口。
他一只手撑着墙，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地抖。
我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
那只胳膊瘦得硌手，隔着制服，我摸到了骨头。
“你跑什么？”我的嗓子都在发颤，“七年了，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
他慢慢转过身来。
他的脸上全是泪。
“文洲，”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你别问了。”
“我必须问！”
他深吸一口气，低下头，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旧得发黑的皮夹，颤抖着打开，抽出一张折得发软的纸，塞进了我的手里。
我低头一看，整个人像被雷劈中了。
那是一张……
那是一张二〇一五年的法院传票。
被告：宋立成。
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金额：二百一十八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