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至1936天台政治极度黑暗，因他的坚强领导，革命薪火始终未灭

齐德夫，1904年出生，浙江天台城关五关里人。

父亲齐伯舟，专为茶商加工茶叶，靠微薄收入维持一家七口人的生活。齐德夫为减轻父亲负担，中学毕业即去当小学教师。他眼见父亲终年劳瘁，贫病交侵的惨状，以及富者田连阡陌，骄奢淫逸，穷人终年辛苦不得一饱的不平现象，对旧社会剥削制度深恶痛绝。

父死，他曾书写一联：父亲之死，是困苦杀死的；困苦何来？社会！儿子之悲，是觉悟引起的；觉悟怎办？报复！

1928年初，天台有了共产党组织，他知道后，立即加入了共产党。他在南乡花桃小学教书，他深入群众，积极宣传革命道理。不久，就在贫苦农民中发展了党员，建立花桃党支部，齐德夫担任支部书记。

他又到附近的石塘接触船民，在船民中发展党员，建立党小组。他平易近人，没有知识分子的架子，群众都喜欢他，愿和他接近。

此时，天台的党组织，由于欢岙闹当店斗争失败，在白色恐怖下，受到严重的破坏，县委领导干部，有的离开天台，有的隐蔽潜伏下来，党员失去组织领导，很少活动。

朱崇奎和齐德夫是邻居，当时正在天台中学读书，已经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缺乏斗争经验，他每星期天都到齐德夫家玩，向他请教如何开展学生工作。齐德夫像对待小弟一样教导他，帮他分析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不同情况，告诉他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不同工作的方法。得他指导，朱崇奎工作进展顺利。

在没有县委的情况下，齐德夫到前洋潘、官塘等地与支部党员一起，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领导了小西区农民减租斗争。

这时，他父亲困于贫病，家庭生活益发困难。他不得不离开家乡，托人介绍到沈家门从事测量工作。他到了沈家门之后，即在测量队工友中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桐柏官暴动失败后，天台县党组织损失惨重，白色恐怖异常嚣张，逮捕烧杀一直延到1931年底。

齐德夫在沈家门活动中，又暴露了政治面目，于1931年底回到天台。这时，天台党的不少骨干都牺牲了，组织也被破坏了，隐蔽下来的党员，上无领导，下无组织。

齐德夫回到家中，不畏敌人残暴，首先与城区同志取得联系，安定他们的情绪，鼓舞他们的斗志，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不久，上海发生“一·二八”抗日战争。这时，朱崇奎在上海参加闸北区难民抢救工作，领导决定他回天台劝募救济物资运动。齐德夫倾力协助，与戴方伦、张子敬等同志组织青年救国会，积极宣传抗战，抵制日货，劝募救济物资，支援上海难民。

后青年救国会被迫解散，朱崇奎被敌人发现，遂与齐德夫分手，返回上海。

1932年6月，上海党组织派李氓（龚麟书）来天台，恢复党组织。李氓就住在齐德夫家。

他们与城区部份同志一起，经过串连发动，建立了县委，由齐德夫任县委书记，戴方伦等同志为委员。县委建立后，首先开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陈家壁，清除了隐患。

尽管斗争环境非常恶劣，齐德夫仍领导县委成员深入各乡村，联系可靠党员，恢复了部份支部活动，并吸收了丁学渊、金许珍、齐光远等入党，加强了基层的力量。

接着在青年学生中，以丁魁梅、叶家玉、袁竹林、袁桂花等为骨干，开展“反封建、争自由”的斗争，使他们迅速成长起来，这几个同志后来都成了革命干部。齐德夫还全力支持叶家玉、袁桂花反对包办婚姻，两位女至老都念念不忘。

此时的天台县委，活动很困难，齐德夫就依靠赤色群众张子敬、袁雨亭二人合开的店铺为联络点。每逢市集，就与城乡党员到店碰头联络，使革命工作开展起来。

秋收季节，县委发动各乡开展减租抗租斗争。西乡以潘祖铭为主，南乡以徐世翰为主，北乡以周锦夫为主，进行宣传发动，各乡都组织了农民协。

同年12月，由于叛徒陈家壁的出卖，齐德夫不得不离开天台，避往上海。

上海反动势力猖獗，斗争环境，并不比内地好，特别是十里洋场。齐德夫生活无着无落，立足更是困难，但很乐观，困难难不倒他。

这时，朱崇奎在上海昌明电器公司做练习生，和齐德夫住在一起。他对朱仍一如既往亲切，指导他要对二十多个练习生做好团结工作。齐德夫告诫他不团结人就没有群众，没有群众就什么事都办不成，遇事要同大家商量，态度要虚心，说话要诚实，但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

5月间，闸北伪保安队中队长齐晓东挪用士兵的合作公款，带着情妇潜逃，欠饷三个月不发。士兵派代表向大队请愿，要求改善伙食，发放欠饷，但请愿无效。

警备司令部知道后，认为有共产党在煽动，责令大队部追查。齐德夫得悉后即避开，未遭毒手，但仍被追捕。朱崇奎与齐德夫商量后立即转移住址。齐德夫对危险处之泰然，照常与工人同志开会，安排工作，象无事人一样。

这时，上海白色恐怖加剧，上海党的领导老肖和老李等准备暂时离沪隐蔽，也劝齐德夫迅速离沪。7月间，齐德夫不得不离沪，到了杭州陈康白当校长的善贤坝小学去教书。10月间，齐德夫在杭州拱宸桥被国民党省党部的人发觉，又不得不离杭返沪，来到朱崇奎的住处。

正在这时，朱崇奎因要求增加工资被公司开除，两人的生活一时都无法解决。齐德夫买来一根扁担、两只篮子，与朱崇奎挑卖水蜜桃度日。

齐、朱二人经常被警察无理打骂，说阻碍交通。朱崇奎气坏了，齐德夫却仍是乐呵呵地，有时还唱国际歌。他劝导朱崇奎说，我们是革命者，要革命就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痛苦，否则工人阶级就不用革命，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也不用打倒了。

就是这样困难的条件，齐德夫仍经常联系工人，进行发动、宣传工作。他十分关心天台党组织，做了同乡女工王佐芳的工作，以她家为联络点，专门与天台县的同志进行联系。

同年12月，齐德夫与上海党组织研究决定派朱崇奎回天台活动。

1934年初，齐德夫和周锦夫、金鹤鸣等在忆定盘路开了一爿“展进艺术社”，专做石膏模型，为美术学校加工。这是组织研究开办的，借以掩护他们的身份和维持生活。齐德夫这时还参加上海市的领导。他白天在艺术社做模型，晚上进行党的活动。

4月，朱崇奎打听到叛徒陈家壁要从杭州回来，在天台不能活动，仍回上海和齐德夫住在一起。

“五一”前夕，齐德夫告诉朱崇奎，市委发动了工人、学生及各界进步人士数千人举行大游行，叫他约同可靠工友于第二天上午八时到先施公司前门集合，参加“五一”大游行。并嘱咐他，每人带两包石灰，藏在裤袋里，准备紧急时使用。他还对朱崇奎说：遇事要大胆，不要惊慌，要机警勇敢，斗争就是考验。

“五一”这一天，齐德夫是大游行的现场领导人之一。

同年12月，齐德夫取得上海党领导同意，与魏逢生来天台。这时，天台城区已无共产党员了，齐德夫等与赤色群众袁迺华、张谦、袁雨亭等联系，了解党组织被破坏的具体情况后，即去北区、东区及大西区一带活动。

因叛徒特务到处搜查，党员、群众不敢留宿，天台立足很困难，两人仍回上海。天台县国民党派特务到上海追捕齐德夫，幸未发觉，未遭毒手。

1936年初，齐德夫在唐家湾天德小学任教师。这个学校无论校长、教师，都只供吃饭，没有薪金。大部分教师是革命流亡者，生活虽然清苦，大家有说有笑，充满着乐观主义。

齐德夫在师生中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散发抗日救国会的机关报，教学生唱救亡歌曲。他生活俭朴，工作积极、认真，深得校长、教师的敬佩。

齐德夫在上海四年多，在生活困难、环境恶劣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斗争，不仅领导同志对他非常重视，凡和他接触过的同志，对他评价都很高。

后来曾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的匡亚明，曾在给朱崇奎的信中说：“我和齐德夫在不多的接触中，感到他是一个很坚定、很沉着、很有见解的同志，对党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