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年间，京城吏部衙门外，一批会试落第的举人正等候铨选。他们身穿长衫，手里握着乡试中式的凭据，却未必能等来一纸任命。有人叹道：“中了举，难道还不能做官？”旁人答：“能候选，不等于有实缺。”
这句话，正好点出了清代举人的尴尬。乡试中式，意味着取得了举人功名，也拥有了参加会试的资格。若能再中进士，仕途通常会顺畅许多；可会试录取人数有限，大量举人终其一生都停留在这一层。
举人并非没有入仕资格，而是资格与官缺之间隔着一道很长的门槛。朝廷要看名次、资历、年龄、能力，也要看地方是否缺官。尤其清代中期以后，读书人越来越多，官位却没有同步增加，候选者自然越积越多。
清初情形不同。顺治朝政权初建，许多地区的行政体系尚待恢复，府州县官员缺额明显。朝廷急需熟悉文书、赋税和诉讼的人才，举人便成为可以迅速补充的对象。那时的入仕渠道，最早也最直接的，就是拣选。
所谓拣选，可以理解为朝廷从符合条件的举人中挑人授职。顺治初年，会试落第的举人到吏部报名，经审核后，可授推官、通判、知州、知县等职。推官后来在康熙年间裁撤，其职能转由其他官员承担，但这一变化也反映出地方行政制度正在调整。
拣选并非一直宽松。顺治九年以后，朝廷规定，举人通常要连续三科会试不中，才有资格参加拣选。这个限制并不只是为难举子，而是为了把会试屡次落第、又有一定资历的人纳入候选范围。
不过，福建、广东、云南、贵州等地在顺治十二年前后官缺较多，朝廷便放宽限制。这些地区的举人即使当科会试落第，也可能较快获得授职机会。由此可见，举人能否当官，不只取决于个人功名，也与国家当时最缺什么人密切相关。
康熙初年以后，科举取士人数增加，举人队伍迅速扩大，拣选渐渐承受不住压力。制度一度中断，后来重新恢复时，授职标准也有所收紧，许多人即使被选中，最高起点往往只是知县，且还要继续等待实缺。
第二条路，是截取。雍正元年，清廷开始以资格、年限和名次等条件，对候选举人分批录用。它不像早期拣选那样只看眼前缺额，而是把符合条件的人集中起来，按次序排队候选。
截取的门槛通常高于普通拣选。会试屡次落第、乡试名次较优、年纪尚壮，是比较重要的条件；若得到地方督抚保举，也可能取得优先位置。符合条件者，仍有机会授为知县，但并不是一到吏部就能立即上任。
雍正时期，截取人数相对可观，部分年份每年约有百余人获得机会。可这些人并不都会外放实任，年长而学问较好的举人，有时会被授予京衔。七十岁以上者可获七品京衔，八十岁以上者可获六品京衔，但这类多属荣誉性安排，并不等于真正掌握衙门事务。
这其中有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清代官场十分看重名分，却不可能给每一位有功名的读书人都安排实职。授予虚衔，既能表示朝廷尊重士子，也能缓解大量候选人无官可授的矛盾。名义上的体面，与实际的权力，不能混为一谈。
第三条路，是大挑。乾隆十七年，清廷正式推行这一制度，主要面向多次会试落第的举人。礼部先登记年岁、籍贯等情况，再由吏部组织挑选。它看上去属于选官，实际操作却与文化考试大不相同。
大挑不另设经义策论考试，重点考察举人的外在仪表、年龄和身形。清代官员需要出面审理案件、接待上司、处理地方事务，朝廷认为外在形象也会影响官员威仪，因此形成了这种颇具特殊性的选拔方式。
乾隆十七年首次举行大挑，规模较大，各省按大小分配名额。后来制度逐渐固定，通常以多次会试落第作为条件，再分班挑选。一等举人多以知县候用，二等则多授教职。换句话说，大挑为屡试不第者留下了出口，但出口的宽窄仍由名额决定。
有人把大挑说成“看相”，虽然说法过于刻薄，却并非毫无根据。它不考文章，甚至不重新检验经学水平，而是用外在条件筛出一部分人。对那些多年苦读、只差一步进士功名的举人而言，这条路既现实，又带有几分无奈。
三条路看似都能通向官场，实际层次并不相同。拣选带有清初应急色彩，依赖地方缺额；截取更重资格和资历，常要长期等候；大挑则为屡次落第者提供另一种机会，但授职品类和数量都受到严格限制。
所以，举人功名的分量很重，却不是官职本身。它打开了仕途的大门，却没有保证门内一定有位置。有人中举后很快外任，也有人守着功名多年，最终只换来一纸虚衔，甚至在等待中老去。清代科举最耐人寻味之处，恰恰在于中式之后，真正的竞争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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