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众多发明，国家就一定强大吗？英国的故事给了一个反直觉的答案

编者按

英国何以崛起，又为何衰落？长期以来，关于20世纪英国历史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些甚至彼此针锋相对。福利国家、帝国遗产、精英文化、科学教育、产业竞争力……每一种解释都有自己的拥护者，也都有容易被忽略的事实。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帝国余晖——现代英国的命运转折》（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Nation），试图重新审视这些早已深入人心的历史叙事。他不满足于在既有框架中增添新材料，而是要追问，这些框架本身是否遮蔽了历史？那些被反复讲述、似乎不证自明的故事，是否也应当重新接受事实的检验？

下文是科学史家方在庆教授为此书撰写的书评。方在庆与艾杰顿相识，曾有过几次交谈。他选择从英国技术史切入这本内容庞杂的著作。对于不熟悉英国史的读者，这篇书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入口；对于熟悉相关讨论的读者，它也提出了一个值得继续追问的问题。当一个国家的历史被讲成一个过于顺畅的故事时，究竟有哪些事实被留在了故事之外？

撰文 | 方在庆

1947年10月14日，美国试飞员查克·耶格尔（Chuck Yeager）驾驶贝尔X-1飞机首次突破音障。几年后，英国导演大卫·里恩（David Lean）拍摄了电影《音障》（The Sound Barrier）。耶格尔后来观看这部电影，发现影片讲的并不是他的经历，而是虚构了一位英国飞行员突破音障的故事。

这当然不是历史造假，电影也无意充当航空史教材。不过，这件事颇有意思。技术成就一旦进入民族叙事，原本复杂的国际竞争、知识交流和共同探索，就很容易被编排成“我们做成了什么”的故事。

1975年，时任英国保守党领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一次演讲中，列出了一长串英国人的发明。计算机、冰箱、电动机、听诊器、人造丝、蒸汽轮机、不锈钢、坦克、电视、青霉素、雷达、喷气发动机、气垫船、浮法玻璃、碳纤维，还有她颇为得意地补充的“协和式飞机最出色的那一半”（the best half of Concorde）。

这份清单很有气势，却也经不起简单地逐项归功。雷达不是某一个人的独立发明，喷气发动机的历史也不能归结为一个国家的功劳，协和式飞机更是英法合作的产物。

为什么人们总喜欢问“谁发明了什么”？读完戴维·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帝国余晖》，我觉得还有一个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给技术寻找一个民族归属？

艾杰顿对英国历史的重新解释，正是从这里打开了一条思路。英国并不是一个因为轻视科学技术而走向衰落的国家；拥有技术能力，也不等于拥有相应的产业和商业竞争力。要理解英国后来发生的变化，不能只数它曾经发明了什么，还得看看它怎样组织科学、工程和工业，以及这种组织方式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

艾杰顿并不否认英国的技术成就。恰恰相反，他花了大量篇幅展示英国在20世纪拥有的科学、工程和军事技术能力。他真正反感的，是把技术史写成一串伟大发明的历史。

这种写法很容易形成一个整齐的故事。某人提出思想，另一人做成机器，企业投入生产，社会广泛接受，经济随之增长，最后写进教科书，成为某个国家的成绩单。

在《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中，艾杰顿已经反复提醒我们，现代世界并不只是由那些被历史学家挑选出来的“新技术”构成。蒸汽机和汽车固然重要，旧机器、普通工具、基础设施以及人们每天实际使用的东西，同样支撑着现代生活。一项新技术即使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也可能始终没有得到广泛应用；反过来，一些并不新颖的技术，却可能长期影响社会的日常运转。

因此，他对抽象使用的“technology”这个词始终保持警惕。如果不问究竟是哪一种钢铁、哪一台机床、哪一种设计，那么“技术”很容易变成一个包罗万象、却什么也没有具体说明的大词。

具体的技术史往往没有那么整齐。一架飞机究竟是谁发明的？是提出气动原理的人、设计机翼的人，还是绘图板前的工程师？一项技术的知识来源、实验地点、制造地点、资本来源和使用市场，也未必属于同一个国家。

与其给技术寻找一个唯一的民族归属，不如追问它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进入生产和生活的。

二

英国的核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1940年，奥地利出生的奥托·弗里施（Otto Frisch）和德国出生的鲁道夫·佩尔斯（Rudolf Peierls）在伯明翰提出著名备忘录，论证利用少量铀-235制造原子弹在物理上具有可行性。两人都属于纳粹统治造成的欧洲科学家流亡潮的一部分。

此后，英国逐渐建立起合金管计划（Tube Alloys），开始系统推进核武器研究。查德威克（James Chadwick）、佩尔斯、弗里施、弗朗西斯·西蒙（Francis Simon）、汉斯·冯·哈尔班（Hans von Halban）等科学家参与了相关研究，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的管理者华莱士·阿克斯（Wallace Akers）则承担了组织这一工程的重要职责。1943年以后，英国的核研究与美国、加拿大的资源和工业能力进一步结合，大量英国科学家进入美国的曼哈顿计划。

如果只问“谁发明了原子弹”，很快就会陷入归属之争。但换一个问题，事情就清楚得多。英国怎样把核裂变研究转化为国家级武器计划，又怎样把这项研究纳入英美加的联合工程？

这里起作用的，不只是科学家的发现。大学物理学家进入国家研究体系，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工业企业参与材料和设备生产，科研活动得到大量资金，跨国合作又将知识、人才与资源连接起来。理论研究必须经过组织、工程和生产，才能成为真正可用的武器。

英国在战争年代表现出的核研究能力当然是英国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原子弹完全由英国独立创造。英国的早期研究优势、美国庞大的工业规模、加拿大的资源以及跨大西洋的科学网络，共同构成了这项工程的历史条件。

英国的技术史并非总是一个封闭的民族体系独立发展的历史。外来知识和人才、海外资源、跨国企业，都曾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英国能够吸收这些外部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值得研究的历史能力。

三

一种影响很大的英国衰落论认为，19世纪的英国拥有工业革命和帝国，后来却被德国和美国赶上，原因在于英国社会的文化精英迷恋古典教育，轻视科学和工程。斯诺（C. P. Snow）关于“两种文化”的论述，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广为人知的表达。

1959年，斯诺在著名的演讲中批评文学知识分子与科学家之间的隔阂。他认为，文学文化对科学缺乏了解，甚至怀有敌意，这不仅妨碍不同知识群体之间的沟通，也会影响社会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理解。这一论述此后产生了深远影响。

艾杰顿对斯诺的批评相当尖锐。他认为，把英国的历史解释成文学人文文化压制科学文化的故事，实在过于简单。在他看来，斯诺的某些论断甚至“荒谬得令人失笑”（laughably wrong）。

有意思的是，早在1962年，文学批评家利维斯（F. R. Leavis）就曾对斯诺发动过一场猛烈的攻击。他称斯诺是一个“思想上毫无分量的人”（an intellectual nullity），并认为，这样一个在文学和科学问题上都错得离谱的人，竟能在现代文化世界中受到认真对待，恰恰暴露了这个世界的腐化。利维斯的措辞极为刻薄，但他提出的问题并不只是斯诺究竟懂不懂文学或科学，也包括一个人的公共声望究竟凭什么建立起来。

艾杰顿的批评则指向另一个层面。他不满足于争论斯诺的文化判断是否正确，而是追问，当一种解释被广泛接受时，它是否也遮蔽了不符合这一解释的历史事实。

艾杰顿称这种叙事带有“反历史”的性质。为了证明一个预先设定的论点，它把那些不符合论点的事实排除在外。英国政府在航空、无线电、雷达、核技术和军事工程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英国拥有重要的科研机构，也形成过强大的国家技术体系。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家、工程师、政府和工业企业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只看到文学知识分子对科学的轻视，却看不到国家实际投入的科研力量和工程能力，历史就被讲偏了。

这并不意味着斯诺提出的文化隔阂问题毫无意义。他所关注的科学与人文之间的知识鸿沟，确实值得讨论。但它是一种文化诊断，并不能直接充当解释英国经济和工业变化的总钥匙。艾杰顿真正反对的，是把一个复杂的历史问题归结为某种文化的胜利或失败。

他进一步追问，如果英国并没有失去科学家、工程师和科研机构，为什么后来仍然有那么多技术成就未能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

协和式飞机是英法共同完成的重大技术成就，却始终没有成为商业上成功的民航项目。英国发展了具有特色的核反应堆技术，也没有由此获得与其技术能力相称的国际市场地位。气垫船等项目同样显示出英国的工程实力，却未必能形成持久的商业优势。

到了后来，英国仍然能够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技术企业。ARM就是一个例子。它在英国发展起来，拥有重要的处理器设计技术，却于2016年被日本软银收购。技术能力、企业所有权与民族经济之间，已经不能简单地画上等号。

这正是艾杰顿不断将问题从“谁最先发明”转向“什么最终真正得到使用”的原因。发明者的故事容易讲，设计、试验、制造、维护和使用的历史却不那么容易进入公众视野。我们也习惯把专利和新产品当作创新的标志，却容易忘记，大多数发明并没有成为成功的创新。

四

说英国“衰落”，当然有其历史依据。但相对地位下降，不等于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能力全面消失。英国被美国超过，德国和日本后来也在制造业与出口市场上迅速追赶；与此同时，英国的大学、实验室、科学家和工程师并没有突然消失。

艾杰顿的解释重点，不是英国什么时候开始不会发明，而是英国曾经怎样把科学、工程、工业和国家经济组织在一起，以及这种组织方式后来为什么发生变化。

他所说的“British nation”，并不是一种固定的民族性格，而是一个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国家经济形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英国逐渐形成了更强调国家经济、国内生产和技术自主性的组织方式。国有工业、产业保护、政府采购、公共科研，以及航空、核能、钢铁等战略产业，都被纳入国家规划。国家试图把科学研究、工程开发和工业生产连接起来，并在若干关键领域维持自己的技术能力。

这套体系并非没有成效。英国战后仍然能够研制先进的飞机、发动机、雷达和核武器。问题在于，国家能够组织一项技术工程，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科研和工程的成功，与生产成本、市场需求、企业经营、规模化制造和出口能力之间，还有很长的距离。

到了20世纪70年代，英国的经济问题日益突出。生产率增长缓慢、投资不足、劳资关系紧张，以及来自美国、德国和日本的竞争，都在削弱英国原有的工业地位。石油危机、通货膨胀和财政压力又使问题更加复杂。国家主导的产业与技术体系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都由国家干预本身造成，也不能仅凭这些变化就断言另一种经济组织方式必然更好。

1979年以后，英国逐渐走向私有化、放松管制和金融开放，取消外汇管制，进一步融入国际资本与全球市场。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外国资本进入英国，英国企业也日益国际化。这些变化带来了新的机会，却也改变了国家、企业、科研与产业之间原有的关系。

艾杰顿关注的正是这种转变。英国并不是突然丧失了发明能力，而是原来那种试图在国家框架内组织科研、工程和工业的方式不再占据同样的地位。科学研究仍然可以出色，技术企业仍然可以成功，但它们未必继续支撑起一个由本国资本、本国企业和本国市场构成的完整工业体系。

这也使“英国衰落”变成一个需要进一步拆解的问题。英国失去的是世界市场上的相对优势、某些制造业的领先地位，还是国家组织工业和技术的能力？这几种变化彼此相关，却并不是一回事。英国融入全球经济之后，有些领域获得了新的活力，另一些领域则失去了原来的产业基础。若把它们一概归结为“衰落”，反而看不清历史究竟发生了什么。

回到撒切尔的那份清单，我们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要强调“英国人发明了什么”。发明曾经是国家工业实力和国际地位的象征。但一项发明属于谁，并不能回答它后来在哪里制造、由谁投资、进入什么市场，又给哪个国家带来多少经济收益。

艾杰顿的书让我们看到，英国历史上的技术成就并非只靠独立的民族天才创造，英国后来的经济变化也不能简单归咎于轻视科学的文化传统。真正需要考察的，是知识怎样变成工程，工程怎样进入工业，工业又怎样与国家经济和国际市场发生联系。

因此，“英国人发明了什么”仍然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却不是历史解释的终点。更值得追问的是，英国曾经怎样把发明转化为国家能力，而后来又为什么难以继续沿用过去的方式。

作者简介：大卫·艾杰顿

伦敦国王学院科技史及现代英国史教授，撰写了多部关于20世纪英国历史的突破性著作。曾任帝国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研究中心创始主任，2013年随该中心迁至伦敦国王学院。他是英国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院士。

译者简介：沈国华

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曾赴法国深造。从事法语、英语翻译近30年，完成译作60余部。主要译作有《海底两万里》《加缪传》，以及彼得·德鲁克、萨金特、阿马蒂亚·森等名家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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