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路上怎么办学？西电官微今起连载！

开栏语

“没有教室、没有课本、没有文具……在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下，在敌机不断轰炸的间隙，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依旧坚持办学。”周恩来总理曾感慨，“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

从“半部电台”起家的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到跟随党中央踏上漫漫征途的“红星第三大队”，师生们在战火中边行军、边作战、边办学。背包上的小黑板、竹管套着的铅笔头、弹片上刻下的电码——这些细节不仅记录着一所学校的坚韧，更承载着中国高校最长的红色根脉。而那些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的师生，都有名有姓，真实存在，他们的事迹可歌可泣，值得千古颂扬。

自今日起，西电官微将连续刊载《长征路上办学》一书内容，与师生校友一同回望那段“边走边学”的峥嵘岁月，从先辈足迹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第一章 瑞金启程

第一节 学员袁以辉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到底有多少学员参加了长征，他们都是谁？

历史的烟云早已远去，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恐怕已经非常困难。但从一个人的经历中，我们却可以发现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这个人名叫袁以辉。

1934年3月，不到十九岁的江西赣县人袁以辉，告别心爱的军号，离开红军通信学校司号连班长的位置，换了一个身份进入红军通信学校第一大队。

这个时候的红军通信学校，规模早已比成立时扩大了许多，设有无线电科、有线电科、司号科和旗语科，各科分别下设一个无线电队、一个有线电队、五个司号队和一个旗语队。

无线电队即为第一大队，位于瑞金云集区坪山岗。袁以辉受命进入无线电训练班学习，随后正式成为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的一名学员。

这一期无线电训练班共有八名学员，都是从部队中选调过来的。他们都是工农出身，革命信念坚定，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但究竟低到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难以形成确切概念，下面这段亲历记述可以让我们窥见一斑。

刚到红军通信学校时，训练处主任张瑞递过来的一张“学员登记表”，就把这八个人通通难倒了。对他们来说，那份学员登记表简直就像是一张考试试卷。袁以辉在《红色电台长征记》中，用生动的笔触，记录了他与同学们作答“学员登记表”这份“考卷”，并填写“性别”这一栏的详细情形。

刚到学校，训练处主任张瑞同志发给学员每人一张登记表，叫我们填。这张表像一张试卷，一下子把我们八个人都“考倒了”。叶德胜小声地问我:“袁以辉，表上‘性别’这一栏怎么填？”

他的声音虽小，但大家都听见了，一起围拢来，七嘴八舌地说：“是呀，这‘性别’是什么意思？”

大家瞪着眼睛，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地发愣。

“‘性别’就是姓张还是姓李嘛。”

“不对，前面有一格‘姓名’，难道填了姓名又填姓什么，这不是戴上斗笠又戴上草帽吗？”忽然，大个子李贻玉像找到什么窍门似的，放开他那粗大的嗓门说：“叫我看，‘性别’就是性子的意思，也就是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脾气。没错。就这么填：我—李贻玉，性子急躁，又偏偏爱吃热豆腐，打起仗来喜欢拼刺刀，特别是喜欢刺刀见红！”李贻玉的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问：“李大个，这‘性别’后面只有一小格，你说的那一大堆意思能填下吗？”

李贻玉被问傻了眼，瞪着铜铃般的大眼睛，搔了搔头，哈哈笑道：“干这行没有打仗洒脱，打起仗来，冲上去，我可不管他‘性别’不‘性别’，先给他来个—”他做了个刺杀的姿势，一字一板地说：“刺—刀—见—红！”

叶德胜说：“曾政委在开学动员会上，要求我们做到政治坚定，体格健康，学好技术。他还说学校也是战场，要攻下技术关，不比打仗容易，是用笔杆子消灭‘敌人’。你用刺刀能把这个‘性别’捅出个意思来？”

“好，你有能耐，别的大道理不讲，你说‘性别’是什么意思？说出了，我请你坐上席。”李贻玉冲着叶德胜嚷了起来。

叶德胜也被“将”住了。

大家正争得不可开交时，沈一力（也作沈毅力，笔者注）老师来了。我们都像得救似的争着向他问那个“性别”是什么意思。

沈老师拿过表格望了一眼，把表格往课桌上一扔，脑袋晃得像拨浪鼓，瞪着吃惊的眼睛，望了望大家，以鄙夷的口气说：“真糟糕！真糟糕！‘性别’都不知道，还学什么无线电！”

不知性别是什么意思、怎么填，其实真不能怪袁以辉，毕竟这名被“安排”学无线电技术的红军战士之前只读过一年书。与学习无线电技术相比，恐怕他更擅长拿枪打仗。

不过，即便只读过一年书，只识得一点儿文字，只能写个花名册的袁以辉，与大多数从未进过校门、普遍是文盲的红军战士相比，文化水平已经算很不错了。

学员登记表填好之后，袁以辉被指定为红军通信学校第九期无线电训练班班长兼学习组长，开始与其他同学一起学习英语、电学、无线电机械知识，攻下一座座比敌人的碉堡还坚固和难啃的知识“堡垒”。

1934年7月起，红军着手进行干部调配工作，开始准备长征。8月，红军通信学校从瑞金坪山岗迁往西江时，很不幸，袁以辉、李贻玉和叶德胜三人病倒了。

身体康复后，三人怀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热忱，决定追赶队伍。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相互搀扶着，沿着队伍留下的路标前行，终于在于都宽田赶上了自己的组织—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袁以辉、李贻玉和叶德胜是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各期学员中比较特殊的一期学员。

从1934年7月开始，受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中央苏区及红军陷入困境，形势紧张，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应征的许多学员未能到校，于是学校便将第九、十、十一期学员编在一起上课。

因学员文化水平相差悬殊，学校决定对全体学员进行考核：考核未达标者返回原部队，合格者全部编入第九期（即将原第九、十、十一期学员混合编成一个班），随学校参加长征，部分学员在长征途中毕业并分配工作。

为了提高在职干部的理论水平与维修技术，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同期开办了无线电高级班，共招收五名学员，该班与第九期普通班同时在校学习，学员都参加了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当初在开办第九、十、十一期普通班的同时，还开设了一个机务班，学员十余人。该班学员也都参加了长征，并在渡乌江前分配工作。

1934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奉上级命令，着手开展撤离中央苏区的准备工作。学校首先缩小规模，除无线电科外，有线电科、司号科、旗语科学员全部提前毕业。这所规模一度超千人的学校，只保留了无线电科一个专业。

也就是说，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学员，只有袁以辉、李贻玉和叶德胜所在的第九期普通班的18名学员，以及高级班的5名学员、机务班的10余名学员。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参加长征的详细学员名单，如今已无法收集齐全。200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参谋部通信部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提供的资料，并参考其他材料，整理出了一份不完全名单，名单中这样记载：

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科第九、十、十一期（1934年10月入学）。

学员18名：袁以辉、俞锋、黄启贤、黄奕棋、刘科彬、曾本山、李贻玉、叶德胜、杨立镇、曹明衍、邹文清、钟明江、聂鑫、郭德明、刘周映、方起寿等。通校干部朱梅桃（女，曾三夫人）、丘×英（女）也随班学习。

红军通信学校无线电高级班（1934年7月入学）。

学员5名：钟夫翔、李景瑞、朱虚之、郑执中、李林。

红军通信学校机务班（1934年3月入学）。

学员10余名：钟兆隆、罗兴方、廖昌林等。

江西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曾在此大树下上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馆藏）

江西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学员曾在此教室学习（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馆藏）

第二节 教务主任沈毅力

参加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情况基本明晰了，那么，参加长征的教员都有谁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提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教务主任沈毅力。

沈毅力的故事，得从红一方面军的第三部电台讲起。

红一方面军的第一部电台，是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龙冈战斗中歼灭张辉瓒第十八师时缴获的，因为发报机被损毁，只剩下收报机，所以也被称为“半部电台”。

红一方面军的第二部电台，是1931年1月3日在东韶战斗中击溃谭道源第五十师时缴获的。红一方面军以这一部半电台为基础，组建了无线电队。

红一方面军的第三部电台，比之前两部电台的功率都大，是一部100瓦的电台，它是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歼灭公秉藩第二十八师时缴获的。

在缴获这部功率为100瓦电台的同时，电台技术人员沈毅力、徐锦荣、林卓然、杨景春、黄庆元等人一起参加了红军。

在这批技术人员中，江苏泰州人沈毅力时年25岁，曾在国民党交通处第六电台所办的无线电学校学习发报。

从国民党交通处无线电学校毕业后，沈毅力先在国民党交通处第六电台见习，后又在南京国民政府第二电台、国民党第十七军军用电台当报务员。第二次反“围剿”时，他是公秉藩第二十八师的电台报务员。

加入红军后，沈毅力被分到了由王诤担任负责人的无线电队，在红军的电台继续当报务员。

不久，也就是1931年6月底，红一方面军无线电队在南丰县康都镇开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沈毅力开始担任训练班教员。第二期学员中，就有大家熟知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主人公原型李白，以及红军密码“破译五杰”之一的邹毕兆。

1931年11月，红一方面军在福建长汀开办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沈毅力开始担任教务主任，负责训练班的教务工作。第三期无线电训练班后来发展为军委无线电学校，从第六期开始，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一直到长征时，沈毅力的主要工作都未变化，始终是学校教务主任。

在《我在红军通校工作的回顾》这篇文章中，沈毅力这样回忆道：

那时也不懂得教学计划怎么个搞法，只晓得报务这个课程开始学多少，中间学多少，以后又学多少，安排个学习进度。由于敌人的包围封锁，训练没教材，蜂鸣器、手键也很少。为了解决教材问题，我就把通报手续、勤务用语汇集起来，想一点、写一点、教一点，并编写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学员。现在看来，那是不成其为教材的，可是当时管用。宁都暴动时，26路军又过来一些同志，经大家修改补充，教材就像样了。

第三期学员有30余人，比第一、二期多。学员中，有原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同志，沈阳邮电管理局顾问郭龙飞同志，还有邱均品、李文通等同志。学员都是部队调来的，文化程度高低不一。根据这种情况，采取分别训练的方法。没有文化的先进识字班，学习3个月，而后再学习无线电报务技术；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开始就学习报务技术。待收发报技术基本掌握了再增加外文、勤务用语、通报手续等，共计学习6个月。学习有一定指标，经过考试，符合要求的按期毕业，早达到要求的提前毕业，不符合要求的留校继续学习，直到学好为止。

第三期训练班开办不久就发展为军委无线电学校，以后又改为红军通信学校。从第六期起学校里除无线电训练队外，还增加了电话队、司号队、旗语等，信鸽和狗通信由于缺乏技术人员未办成。通校政委开始是杨兰史，后来是曾三同志。校长是国民党26路军过来的刘光甫，是无线电工程师。我主持教务工作，教员有陈士吾、魏明道、黄乐天、杨笑是及我。

1986年5月15日，电子工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工作人员登平在南京访问了沈毅力。根据沈毅力的谈话内容及其提供的书面资料，登平整理撰写成《沈毅力同志谈红军通信学校》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沈毅力总结了自己早年在红军通信学校从事教务工作的经验和感受：

我从1931年开始，在通校搞教学工作，一直到1938年离开通校，经过了初创时期、大发展时期，中间经过了长征。在长期的战争岁月里，通过红军的通信教学工作，创造和积累了很多、很宝贵的经验。我体会最深的有三点：第一是，教学目的要明确，教和学要紧密结合，教材的内容要精练实用；第二是，教理论和教实际紧密结合，不仅要教书本知识，还要把实际经验贯穿进去，结合模型教，提高实际操作水平；第三是，课堂学习和课后复习结合起来，除了讲课，还要耐心辅导，因人施教。红军通校在上级的领导下，经过全校师生和工作人员的努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总结经验，改进教学方法，为我军培养了大批无线电技术人才，为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中国工农红军无线电训练班的办学地址辗转经历多地：从第一期的宁都小布、黄陂、青塘和东固敖上，到第二期的南丰康都，再到第三期的福建长汀、瑞金洋溪，第六期迁到坪山岗，长征前夕又迁至西江。此后，无线电训练班在长征途中坚持办学，到达延安后，扩大办学规模，条件十分艰苦。除第一期外，沈毅力亲历了其余各期的办学过程。

从沈毅力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得知：长征开始前，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领导为政委曾三、校长刘光甫，其他人员包括教务主任沈毅力，教员陈士吾、魏明道、黄乐天、杨笑是等。长征开始后，通校师生并非全部跟随主力红军参加了长征，而是保留了少部分人员在中央苏区继续办学，但这批留守人员后来几乎都被敌人杀害。留守的师生到底有哪些人，目前的史料并无记载。

1934年10月16日，在开始进行战略转移的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中，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是一个体制相对完整，有老师有学生，并且有明确教学任务的教学机构。这是一支并不起眼、特殊且鲜为人知的小分队，他们的使命崇高而光荣。

深秋的于都河畔，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跟随大部队出发了。在接下来的长征途中，通信学校是怎样坚持办学的？沈毅力这样说：“那时一面行军一面上课，休息的时间长，上课的时间也相应延长，到达宿营地再把路上耽误的课补上，有时要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尽管行军作战，环境艰苦，我们也抓紧时间，使学员的技术水平得到巩固与提高。”

1982年，76岁的沈毅力再次回忆起通校师生长征出发时的情形。他说道：

“我跟大家讲讲长征的故事。红军长征是在1934年10月的一个下午，从瑞金出发，但到哪里去、干什么，当时我们谁也不了解，只是跟随大部队行动。我记得出发前几天，通信学校政委曾三同志问我：‘你跑路行吗？’我说：‘行。’政委又说：‘你去准备准备吧，不要带太多东西。’”

2023年9月，沈毅力之子沈晓渝将这段珍贵的原声讲话音频捐给了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沈晓渝先生说，今天的西电是由沈毅力曾经工作过的红军通校发展而来的，将这段音频捐给西电是最合适的了。

沈毅力档案中的个人简历（沈晓渝提供）

第三节 学校政委曾三

前面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和教员，现在我们继续说说红军通校的校领导。红军通校保留原有建制参加长征，出发时政委是曾三，校长是刘光甫。

曾三，原名曾海云，1906年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新市渡高村，1924年参加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受党组织派遣，曾三和伍云甫在上海一处小亭子间，跟随张沈川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学成后，曾三先被分配到与香港南方局联络的电台工作，后来因香港电台遭到破坏，他被派遣至中央苏区工作，同行人员还有涂作潮、伍云甫。

1932年1月，红一方面军无线电训练班第三期改名为军委无线电学校后，曾三开始担任学校政委，与他一起工作的校长，先为杨兰史，后为刘光甫。

在通信学校，曾三先是教无线电收发报技术，担任政委之后，主要负责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

“一个红色的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三个条件：政治要坚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我头脑；技术精明、精明还要精明，学习工作联系最要紧；体格健壮，才能战斗顽强，通信学校同志要努力。”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历史上的第一首校歌，即《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校歌》，就是曾三向上级请示获准后确定下来的。

“政治要坚定、技术要精明、体格要健壮”这几句话，源于1933年通信学校举办的一次小型无线电机器展览会的前言，那次展览会举办地在坪山岗。

作为通校政委，曾三对通信学校学员的基本情况都非常熟悉，了解得很细。在《红军通信战士的摇篮》一文中，他回忆道：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员，大都是政治机关的青年干事、指导员，党或团的支部书记、宣传员和司令部门的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他们大都是部队的优秀青年，也有少数是由地方上自愿参军的。江西老表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学校来学习，表现了他们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无限爱戴和信任。有的孩子年龄太小，我劝他们过两年再送来，他们就拍着孩子的头说，在学校里一边学习、一边就长大了嘛！除了电话队有些年龄较大的学员以外，其他都是些十四五岁到十八九岁的青年。教职员工的年龄也不过20多岁。学校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红军通信学校学员的文化程度，以无线电队的为最高，但也只是初小毕业或高小肄业，或者在红军里学过两三年文化，能写写墙报。学无线电，必须学习英文和数学，学习期限又只有六个月，困难是不少的。但是由于这些青年非常努力，绝大多数都能按时毕业。一些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教员看了我们的教育计划直摇头，担心学员们学不好，但是最后都对学员们的成绩感到信服，他们惊奇地称赞道：“红军战士这样低的文化程度，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这一复杂技术，真是奇迹。”

1933年3月，军委无线电学校开始招收第六期无线电训练班学员。这时候，学校规模进一步扩大，不仅开设了无线电科，还开设了司号、旗语等科。此时，“无线电学校”之名已不合时宜，遂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

1934年2月，通信学校逐渐发展到1000余人的规模，其中司号科学员600余人。曾三对这一时期学校的办学情况有一段十分详细的描述：

红军通信学校的学习条件是很差的。校舍是群众让出来的一些房子，东一间、西一间地住着教员和学员。床是用石块和砖头垒起“腿”来，搁上两块木板做成的。住在楼上的就把稻草铺在楼板上。每人只有一条布“毯子”，通常都是两个人共睡一床，以便垫一条，盖一条，冬天就再把棉衣盖上。好在江南稻草很多，能保暖。夏天的夜晚，蚊子多得很，除了受优待的教员有蚊帐外，大家都只能用艾蒿一类的野草烧烟驱赶蚊子。这样仍免不了蚊子叮咬，影响睡眠。但第二天还照样打起精神上课。教室里的桌子、凳子很少，多数是用几块石头架起一块木板来当桌子用，坐的也多是石头和蒲团。

由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封锁，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学习办公用品都很缺乏。没有纸张，就用当地产的竹子自己造毛边纸用。油印教材缺少蜡纸，校长刘光甫想了个办法，把毛边纸放到大米汤里过一下，晾干以后当蜡纸用，那种“土蜡纸”还真能印不少份。毛笔、土墨虽然能买到，但是学无线电的同志练习数码和英文用的铅笔和钢笔就难搞到了。大家从书上看到外国人从前把雁翎削成笔尖，沾水写字，就学着利用竹片或鹅翎削尖了作钢笔。如果分到一个钢笔尖，那就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它，用了必擦，不让它生锈，用坏了还要磨磨修修再用。为了节约铅笔，每个班都专门开会讨论，研究削铅笔和用铅笔的方法。一支铅笔用到只剩二三厘米长还舍不得扔掉，削两片竹夹着铅笔头，用线绳拴牢继续用。那时没有电灯，也买不到煤油，就用燃烧的松枝照明，满屋烟雾。为了保证教学，有时就用苏区自己炼制的樟脑油。这种油很贵，1桶樟脑油的价钱相当于10桶煤油，可见当时领导很重视学校的工作，舍得在培训学生上下本钱。

吃的也是比较差的。粮食限量，每人每天1.5斤，菜金3分。食盐很缺，每人每月有3钱。1933年，我们自己种菜、喂猪、养鹅、打柴，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到了1934年，粮食供应困难，不少同志吃不饱，就采取分配包干的办法，每人用小蒲草包蒸米饭，包上挂个牌子，写上自己的名字。所以大家都很注意计划用粮，节约用粮。食盐也省着用，到开始长征时，每人保存了一小包食盐，这可是宝贝,过草地时，就派上了大用场。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时任学校政委的曾三与校长刘光甫，带着学生以及一个运输大队，被编入一支特殊的小分队，踏上了这史无前例的伟大征途。

瑞金坪山岗，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王诤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档案馆馆藏）

第四节 通信教导大队

长征出发时，红军通信学校政委曾三、校长刘光甫带领的这支由通校师生和运输队组成的特殊小分队，被称为通信教导大队，其还有一个特别的代号，叫作“红星”第三大队。

据《中国革命战争时期军队通信教育史》记载，长征出发时，代号为“红星”第三大队的是红军通信学校，总人数是425人。这一说法可能有误，后面会分析“红星”第三大队的建制情况。

提到“红星”，需要简单介绍一下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序列组成情况。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因此这次战略转移出发时被称为“西征”，西征的部队就叫作“野战军”。

为方便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编为军委第一、第二两个纵队，红军主力部队则编为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

军委第一纵队由红军总部和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其中，第一梯队由军委总部第一、第二、第三局，以及电话一排、通讯队、警备连、工兵连、运输两排等组成。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军委第二纵队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部队、卫生部门、总工会、青年团等组成，邓发担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随该纵队行动。

为保密起见，每支队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代号是“红安”（第一纵队下属的四个梯队，代号依次为“红星”“梅坑”“小松”“公馆”）；军委第二纵队代号是“红章”；各军团则以当时的省会名称作为代号，红一军团为“南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红九军团为“汉口”。

关于长征中红军通信学校的组织机构隶属情况，罗若遐（岳夏）在《一个通信战士的回忆》一文中，有过一段相对完整的描述：

1934年8月，为了准备突破敌军重围，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中央军委决定在三局下成立一个通信团，由三局局长王诤、政委伍云甫分别兼任通信团的团长和政委。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和通信教导大队。无线电营下辖第一（15瓦台）、第五（100瓦台）、第六（15瓦台）、第二十九(5瓦台）、第三十（5瓦台）分队，由我担任无线电营营长兼第一分队队长。通信教导大队由原通信学校改编而成，原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分别任教导大队大队长和政治委员。无线电营的第一、第六、第二十九、第三十分队担任军委、司令部同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以及军委纵队二个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第五分队担任同上海地下党电台的联络，并通过上海地下党电台同莫斯科共产国际电台联络。

罗若遐于1907年出生，湖南浏阳人，他是在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的无线电技术。这个学校后来被合并到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也就是黄埔军校。罗若遐与王诤、周维都是同学，而且早年与王诤同在一个排，一起度过了入伍生时期。

1929年3月，罗若遐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时，王诤还在学校学习。1932年年底，根据组织上的决定，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通信联络，罗若遐从上海调赴中央苏区，到达瑞金。

到达瑞金后，罗若遐改名岳夏，被分配到军委无线电六分队当报务员，随后调到新闻台。1933年年底，军委三局（即通信联络局，开始称四局，后改为三局）成立的时候，罗若遐调入三局，担任一科科长。

这时候的军委三局，由王诤担任局长，第一任政委是翁瑛，第二任政委是伍云甫。三局当时下设三个科：一科负责通信组织，罗若遐任科长；二科负责简易通信，篪锦柱任科长；三科负责器材，涂作潮任科长。

从长征时中央红军的序列组成情况和罗若遐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长征初期通信学校隶属于西征野战军的军委第一纵队第一梯队军委三局通信团，学校负责人是校长刘光甫、政委曾三，上级领导是通信团团长王诤、政委伍云甫，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就是军委三局。

由此可知，“红星”第三大队这个称号，应该并非仅仅指通信学校，而是指整个军委三局。与此对应的是军委二局，长征途中被称为“红星”第二大队。因此，像警备连、工兵连、运输排等对应单位，也并非独立建制，而是都属于三局。作为三局局长，王诤曾提到过，（三局）开始（长征）时，运输队有200多人，器材100多担，但到陕北时，只剩下1担零件。

在中央红军中，军委三局和二局都是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的部门，三局具体负责通信，二局具体负责侦察。从成立之初到长征途中，以及后来更长的一段时间里，三局和二局都是兄弟局，有着亲密的关系。刘寅曾说，三局通信学校培养的最优秀的学生，都被送到了二局，二局的器材也是三局供应的。

1934年10月16日，在南渡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8.6万余名红军中，这支几百号人、代号为“红星”第三大队的小分队并不起眼，更不用说其中只有几十人的通校师生了。但正是这批人，即将开创中国共产党人在漫漫长征行军路上仍然坚持办学的伟大奇迹。

红军通信学校（通信教导大队）隶属关系图（1934.10—1935.02）（笔者根据资料整理）

中革军委总司令部长征无线电通信组织图（1934年10月）

下期预告

一边是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敌机轰炸，一边是在没有纸笔的绝境中坚持学习。长征路上，他们是红军通信学校的师生：在古陂宿营时用树枝在地上练发报；面对轰炸，李贻玉捡来弹片做笔；夜行老山界时，他们用“脑记嘴报”在星光下练习电码。周恩来、朱德首长沿途亲切关怀，称赞道：“长征路上办学校，这是一件新鲜事。”行至贵州猴场，第九期学员提前毕业，从行军课堂走向了战斗岗位。

明天，我们将推出《第二章 长征行军》，敬请关注。

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建校95周年。红军的这场万里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围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有许多从不同角度进行描述的作品，但鲜见从教育角度展开的，西电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长秦明创作的新著《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填补了这个空白。

该书谨遵周总理“一定要让后人知道长征路上办学”的嘱咐，生动讲述了中国工农红军通信学校（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前身）师生坚持在长征路上办学的真实历史，详细描写了通校师生跟随中央红军在突破湘江、夜行老山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时刻坚持学习的历史瞬间。

《长征路上办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与长征》是秦明馆长多年深入发掘西电红色历史基因，继2021年完成《信仰的光芒——毛泽东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一书后的又一续章，为广大师生校友了解学习我校红色历史提供了可靠读本，对宣传弘扬西电红色基因具有重要价值。该书入选2026年度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扶持项目主题出版图书，现已由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

排版 / 王子墨涵（融光工作室）

编辑 / 王冠玉

责编 / 王 格

出品 / 党委宣传部（融媒体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