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926年10月15日至12月初，李济与袁复礼在山西夏县西阴村完成了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那次发掘最出圈的收获，是一枚被人工切割过的丝质茧壳，长约1.36厘米，茧幅约1.04厘米。
半个蚕茧 图片来源：夏县文物
李济在《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中的描述极为克制：“用显微镜观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的。”他当时请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看过，刘崇乐“虽不敢断定这是蚕茧”；李济自己则“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
西阴发掘结束后，归途中的李济 图片来源：《李济传》
这枚茧壳究竟是家蚕还是野蚕，学界后来有过桑蚕、野蚕、桑蟥等多种推断，至今仍有讨论。但它作为西阴第一次发掘的起点性发现，本身是清楚的。
一百年后回看，这半个茧壳确实只是一条“途径”的起点。从它出发，西阴挖出的东西，远比一枚茧壳更重。
挖到了方法
西阴发掘之所以被视作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在出土了什么奇珍，而在怎么挖。李济在报告中记录了“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探沟探坑法”，因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在中国考古界沿用至今。
考古学家张光直曾评说：“这种发掘方法今天看来虽然简单，在60年前却有开天辟地的意义。” 这句话里的“60年前”，是张光直在他所处的时代回望1920—1930年代，指向的正是西阴发掘所开启的方法传统。
西阴之后，1927年清华请李济第一次教授现代考古学，这常被视作中国最早的现代考古学课程之一。中国考古学开始有了自己的人才培养与学科建制。
挖到了“西阴纹”
彩陶是1926年发掘的另一条线索。
李济注意到一种横线、直线、圆点与弯角状空白组合的纹饰，当年写下“别处没有见着这类似的花纹，所以我命名为西阴纹”。需要说明的是，后来王仁湘指出，这类纹饰其实安特生在渑池仰韶村已有发现，西阴村之后的庙底沟文化同期遗址中更有大量出土。
夏县西阴遗址出土的花卉纹彩陶盆
李济当年的“别处没有见着”，是1920年代的有限视野；而“西阴纹”之所以成立，在于以一个遗址名称来称呼一类纹饰，这在中国史前考古中是绝无仅有的，且其时空特征在后续研究中被确认为庙底沟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纹饰之一，时空特征非常明确。
挖到了聚落的新剖面
2025年7月启动、持续至今的第三次发掘，恰好赶在百年节点之前。
这次发掘发现仰韶中期双重环壕，外环壕内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为理解这座史前聚落的防御体系与功能分区提供了关键线索；大量彩绘颜料盘、研磨器和调色工具的出土，则把仰韶先民制作彩陶的“现场”推到了研究者面前。
西阴遗址第三次发掘中发现的外壕
山西考古博物馆举办“花开西阴——汾河流域的史前彩陶”专题展
从1926年追问“这里有什么”，到2026年追问“这里的人怎么生活”，同一个遗址上，问题变了，方法也变了。
2026年10月，第五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在运城召开，“第六届西阴论坛——纪念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步举行。
西阴村的孩子们在话剧里指着台上的“李博士”“袁博士”问好，那是百年前一幕的重现。
半个茧壳很小，小到只是一个起点。
但从这个起点出发，中国人挖出的，是一整套属于自己的田野方法、一门独立学科的最初课程，以及一条自主追问自己历史的学术道路。
西阴的百年，丈量的正是一个学科从“第一铲”走向自主创新的距离。
中国社会科学网微信公众号综合整理自 国家文物局、 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 、央广网、山西新闻网、《光明日报》
图片来源：中国文物报微信公众号、国家文物局官网
新媒体编辑：宗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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