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舶司制度及其现代价值（跟着历史学经济）

叶 坦

图为福建泉州港石湖港区集装箱码头，货轮有序装卸，卡车往来穿梭，港口高效运转，一派繁忙景象。 王旺旺摄

市舶司制度是中国古代管理海外贸易的核心规制，伴随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发展演进，也是近代海关制度的前身。作为政府常设机构的市舶司，通过发放出海公凭、货物验审、抽解征税、官府博买、管理蕃商等职能，实现对海外贸易的系统管理。

尽管市舶司制度的发展有曲折，历史上闭关锁国时有反复，但跨越千载的自主性法治精神与治理经验，对当今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外贸易管理，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代价值。

市舶司的雏形最初出现在唐代，开元年间广州首设市舶使管理海外贸易，但还不是常设机构。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广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标志这一制度的确立。宋代是市舶司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先后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地设立市舶机构。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专项外贸法规《广州市舶条法》，也是世界最早的成文外贸法，比法国《海事敕令》(1681年)早6个世纪。到南宋，逐步形成“市舶司—市舶务—市舶场”的管理体系，成为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成熟的标志。随着海上贸易重心南移，泉州成为世界级贸易港口，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达到鼎盛。

元代承袭宋代体制广设市舶司，并将制度纳入法典《市舶则法》，统一法治化外贸管理。元代还推行官府提供资本交由商人经营的“官本船”模式，尝试官商合作进行海外贸易。明代初期，因倭寇骚扰沿海地区，洪武四年(1371年)颁布海禁令，“濒海民不得私出海”；而明朝与藩属国的朝贡贸易取代了民间外贸，市舶司主要职能变为接待朝贡使团。隆庆元年(1567年)开放月港(今福建海澄)通商，仅此一港“所贸金钱，岁无虑数十万，公私并赖”，可见外贸对于经济的影响，但明代再没有恢复市舶司建制。清代则彻底废除市舶司，代之新式海关，辅以十三行管控对外贸易，市舶司制度终结。

纵观史实脉络，市舶司制度在古代海外贸易中至关重要，搭建起中外交流的法治保障窗口，市舶收入是政府的重要财源。市舶司的建立，有利于维护海外商贸秩序，协调贸易纠纷，监督货物质量，限制铜钱、兵器等违禁品进出口。推动沿海港口城市的繁荣，促进城市经济和市场贸易的发展，激发工商业的活力。中国的瓷器、丝绸等远销东南亚、印度洋等地，而异域的香料、物产输入国内，形成古代中国联通世界的经贸网络。

但市舶司制度是传统时代的产物，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和维护统治为目标。其利用政府权力强制博买盘剥商户，压制民间商业，重奢侈品贸易而轻视民生。外贸政策随政局摇摆，缺乏持续稳定的开放国策。闭关锁国时期，严重影响外贸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市舶司制度的兴衰历程，证明开放包容、法治清明，则海上商贸兴盛；封闭保守、政策多变，则商道衰落。

市舶司制度的法治规范和治理经验， 具有多重现代价值与启示。首先，要坚持对外开放，保持外贸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充分发挥对外贸易拉动经济的作用。其次，重视港口区位优势，需要制度赋能才能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港口城市的崛起，促进外向型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优化区域经济格局。再次，对外开放离不开法治化、专业化监管体系，要重视跨境风险管控，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此外，注重商贸往来亦是文明互鉴过程，应当坚持开放包容互利互通，推进多边交流合作。最后，共建“一带一路”要传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传统，汲取市舶司制度千年治理的经验得失，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国家人文历史》记者周斌采访整理)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19日 18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