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台州形势紧张，特委紧急转移干部至苏中，因部署严密无一出事

1941年八九月间，台州特委为转移红干部在上海成立特别支部，主要干部是胡其清和李青山，胡担任特别支部书记，同时设立地下交通站。

这个交通站是在“孤岛”上汪、敌、顽合流的恶劣处境下活动的。周围危机四伏，稍有不慎，随时可被特务、汉奸发觉而遭受破坏，特别在没有直接得到我上海地下党的联系领导时，更须百倍警惕防患。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突然爆发“珍珠港事件”，日寇进占“租界”，交通站的处境更为恶劣。

在上海市区，日寇、特务、汉奸横行，到处抓人，不少居民区、商店区域经常发生封锁搜查，有时被铁丝网一块块包围数日，挨户清查户口，有时交通断绝，突然被侦查。这使浙东干部撤退工作的接送活动愈来愈加困难。

特别支部也不能不更负责地用心研究、布置安全措施，在指导思想和行动上，缜密细致地执行了特委的指示。

当他们把第一批撤退途经上海的干部和台州特委干部丁学渊（丁炎）、丁学精和张子敬等同志分批送走以后，紧接着，等待交通员一到，又立即送走三门县委书记金良才（金光）和邵全墨（肖木）等同志。

为了加速撤退工作的进程，约于1941年10月，台州特委又增添了应钧为交通员，负责把海游交通联络点撤退来的干部，带到上海后，尽可能缩短停留日子，让王瑞清接着乘轮船带过长江到南通，潜越敌伪封锁线，交给苏中四分区新四军交通站。

1942年春节以后，浙江省委丁魁梅和特委林尧被护送到上海（丁魁梅是浙江省委书记刘英的爱人）。后来胡其清等人才知道，浙江省委被叛徒出卖和破坏，刘英同志被捕后，和上级党失去了联系，丁、林到上海是准备去中共华中局接应领导关系的，任务至关重要。

丁、林到上海后不久，通过胡其清的关系，和华中局驻上海联络站取得了联系。

同时，特别支部设法直接联络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杨斌，首先接上林尧的关系，接着杨会见丁学渊等同志，勾通了和台州特委的联系，因而知道特委设在上海的特别支部的任务，并经特别支部通知省委委员、特委书记刘清扬到上海，听取了汇报，传达了华中局对浙江省党的工作指示。

据林尧回忆，1942年2月，林住在励维豪同志家里，经胡其清介绍认识邝劲志同志，然后由邝联系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约定在一家旅馆里会见杨斌同志，磋商了林去华中局和撤退干部的任务。这时，上海地下党也在撤退党员和赤色群众，特别动员产业工人去苏北参加新四军。

由于环境复杂，路途交通的困难，无法确定丁魁梅同志在上海的行止。

杨请示了谭启龙，并约定林尧在大西路（延安西路）上和谭会面，从而取得了谭启龙的领导，直接联系和安排了丁魁梅的组织关系。接着林尧即去苏中区党委，接上了华中局的领导。

为了执行党的任务，林先后四次途经上海，住在励维豪家里，均由邝劲志约定在公共场所会见杨斌。

本来浙东撤退干部的党的组织关系规定由省委用电报转去，后因省委突遭破坏，干部撤退到新四军后，组织关系一时无法转去。为此，林尧陪同刘清扬到上海和杨斌一致商定，把到达新四军的干部，由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设法用电报报告华中局，转去党的关系，从而及时地解决了党组织分配干部工作的困难。

上海地下交通站从1941年9月开始到1942年5月结束，历时9个月，共转送红干部一百多人，其中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有李乐山、金良才、章宏汝（章宏）、邵全墨、林尧、丁学渊、丁学精、陈碧如、张子敬、徐道荔等，他们在上海的住宿和行动都由特别支部负责，并保障安全。

有些投亲靠友、自理生活的同志，也由胡其清、王瑞清会见、关怀和联系，备好渡江北去过日伪关卡的证件，遵照撤退途中的纪律行事。

在撤退浙东红干部的同时，胡其清、励维豪、李青山还分头联系了从浙东逃亡出来蛰居在上海的同志，其中有赵鉴元（赵安东）、袁乃华、张雪亭等人，还有暂时未与党组织联系上的孙葵君、陈宗炎（陈洪）、吕纯英、柳南先、许言、童级元等同志，其中孙、陈、许等也通过北路交通到达苏中根据地。

此外，上海地下交通站还动员、输送了少数可靠的积极分子到新四军参加革命。

在撤退红干部的过程中，许多同志发生了经济上的困难，路费、吃饭、住宿均成问题。对于这些难题，在开始时还可由特别支部的同志零星凑合解决。如励维豪同志，出于满腔的阶级友爱，紧缩家里的开支，吃山芋度日，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和学费，承担了支援的责任。

但到达上海的困难的同志越来越多，又没有经费可筹，就困难无法解决了。经过努力，终于通过上海地下党的帮助和支援，一一得到安排。

胡其清和邝劲志是老战友，过去是同学，又是同一个地下党支部的支部书记，特别支部通过邝的支持，得到了党组织送来的一百元美金的帮助。

邝和胡在上海生活上很接近。两人有时在胡家吃饭，虽未谈及党组织问题，但在政治上是互相信任的。有了邝劲志的介绍，胡其清才和新四军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杨斌见面，杨告诉胡，上海党已经知道有一些浙江党的同志在上海活动，胡如实地汇报了情况。

不久，又由邝的介绍，胡和谭启龙见面，地点就在励维豪家里。谭启龙听取了胡的汇报，极为重视和关怀，最后对胡说：撤退任务完成后，在苏中区党委再见面。

由于特别支部深知浙江地下党的艰难，全力执行了撤退干部的任务，秘密行动周密可靠，取得了谭启龙的信任和帮助，励维豪家也一度成为谭在上海住宿和联络的地点。

当丁魁梅到达上海后，住在南市斜桥某里弄的一间阁楼上，胡其清即去看望她，她正是怀孕待产时期。胡把丁的情况转告了邝劲志，要求向上海党组织反映，邝询问了地址。翌日，邝就告诉胡：上海党组织已经知道，要胡今后不要再去丁魁梅那里，上海党对她自会作出很好的安排。

类似上述这些党组织上的重大问题，特别支部都无力解决，但在上海党组织几位领导同志的关怀和帮助下，都顺利解决了。

整个撤退浙东红干部的工作，根据谭启龙同志的指示，在1942年5月结束。李青山、胡其清两同志先后在4月至5月到达苏中区党委，同行的还有他们的家属，受到组织部长赵毓华的亲切接待。

根据区党委的指示，李乐山、李青山、胡其清、王梦芝、黄奇霖（黄河）被继续护送到华中局，大部分同志则留在苏中区，其中张子敬到“联抗”工作。

为了处理台州地区的工作而重新回到台州的有丁学精、林尧等同志，到上海而未去苏中根据地的，有励维豪、赵鉴元、张厥芳、袁乃华、张雪亭等同志。

浙东、温州等地撤退红干部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共华中局部署的一项战略任务，时间紧迫，路程遥远，环境复杂，险恶多变，最终能使那么多地方党领导干部摆脱白色恐怖，安全到达目的地，确实很不容易。

上海党组织的大力支持是一个重要原因，台州特委沉着坚定、多谋善断的领导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上海特别支部的努力则发挥了主要作用。

特别支部在全部分期分批接送工作中，除张子敬等在海路帆船上遇到过海盗洗劫的经济事故以外，没有发生过一件政治事故。他们所以能较好地完成这项工作，除了同志们赤诚对党，集中智慧以外，主要是在撤退工作中，结合实际订立了铁的纪律。

特别支部和交通员坚持单线联系，根据环境变化，指定接头地点，不让其他同志知道胡其清同志的住址。特别支部又限定负责人对每批途经上海去新四军的同志，不露身份地见面，了解考察居住地点和情况。

对浙东撤退的干部严格要求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不发生横的关系，按不同地点和时间，随时准备口供，同行者的服装打扮要求协调，自始至终尊重交通员的嘱咐。

要求撤退同志在上海停留的时间愈短愈好，自找住宿要保证稳妥。限于经济生活上的困难，政治环境的恶劣，力求做到安全迅速离境。

交通员必须注意适应环境，机动灵活，外貌服装群众化，都以单帮行商面目出现，对路途情况、买卖经营都很熟悉，因而能做到不突出，不暴露，遇事从容应付。对敌伪的过口证件备好备足，不露破绽。

对交通联络点绝对保密且妥善安排，是撤退干部的重要条件。海游的交通联络点、上海的励维豪同志住址，都由党的负责人严格控制使用，使重要干部在处理党组织的问题上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上海地下交通站的及时结束，是党组织领导上的一个重要部署。当日寇占领宁波，打通杭甬一线时，1942年5月，谭启龙奉命领导浦东、浙东的秘密武装和党的组织，率领新四军一部南下进入浙东三北地区，向四明、会稽山挺进，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从此，就完全解决了浙江全省和福建省党的领导关系。

以谭启龙为首成立了浙东区党委，大量干部投入了开辟工作，又打通了另一条临（海）、三（门）、宁（波）、绍（兴）的陆上交通线，台州尚未撤退的干部和许多农村地下党员，从此就源源向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