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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10月16日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辻元清美拿出一份1995年的国会记录,当面追问高市早苗:当年你说“没有反省,也没有被要求反省的理由”,现在认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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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的回答是“毫无遗憾”,同时把话说到了中方头上,称中方无权要求日本忏悔。紧接着她又补了一句,历代内阁立场不变,村山谈话也包含在内。
到了第2天,她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真榊”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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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说中方没有资格提要求,一边把“村山谈话”的名字含在嘴里,一边把祭品送进靖国神社,这三件事是怎么在同一个人的同一套说辞里并存的?
一个30年来在历史认知上没有挪过位置的人,为什么偏偏要在此刻把一份承认侵略与道歉的谈话名字挂在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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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提了,内容没背
高市在1995年刚当选议员时说过,自己属于不能被称为战争当事者的一代,没有悔意,也不认为有理由要求她忏悔。
30年后辻元把这段记录读给她听,问她坐到首相位置上想法变没变。高市先绕了一句“每天都在成长”,辻元继续追问,她答“没有”。
同一天她补了一句,战后70周年谈话所宣布的历代内阁立场今后不会动摇,高市内阁也继承这一立场,其中当然包括村山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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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山谈话的核心是对殖民统治和侵略作出“痛切反省”和“衷心歉意”。高市说“继承”,可她没有复述“侵略”,没有提“殖民统治”,也没有碰“道歉”两个字。
她继承的是一个笼统的“历代内阁立场”框架,框架里写了什么,她一个字都没有背。
外交场合被记者追问,“村山谈话也包含在内”足够应付。回到国内,右翼基本盘听到的是另一层意思:名字提了,账没有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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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天的动作把这条线拉得更直。10月17日秋季例行大祭开始,高市以首相名义供奉“真榊”,没有亲自参拜。
从去年10月就任自民党总裁以来的秋季大祭、今年4月春季大祭、再到这次秋季大祭,她已经连续3次参拜见送。
亲自参拜意味着把与邻国对抗的姿态完全摆到台面上,经济代价她付不起,送祭品,右翼看到的是“人没有走远”,对外还留着一道可以转身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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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这件事上站了30年。2005年在右翼刊物上批评村山谈话会把日本后代绑在“犯罪国家公民”的标签上,2013年公开对谈话中“侵略”一词表示不安。
变化的只是位置,从国会角落里的边缘新人挪到了首相官邸。一个人在同一件事上反复说同一套话,不能用“一时失言”去解释。
划算在哪里,看支持率就明白。共同社10月18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降至49.1%,首次跌破50%,较上月下降4.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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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农林水产大臣簗和生因丑闻辞职,57.7%的受访者认为撤换“为时过晚”。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之后,高市靠拉拢日本维新会组阁,底盘从一开始就不稳。
一个在经济民生上拿不出让民众有感的成绩、支持率还在往下走的首相,手里剩下的工具就是往外找议题,用历史和安全的硬话把右翼基本盘重新拢回来。
这套姿态和修宪扩军绑在同一根绳上。2025财年日本防卫开支合计约11万亿日元,占GDP的2%,原定2027财年达成的目标被提前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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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第9条还能立在那里,靠的是战后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的反省作为心理地基。
高市的做法是先动历史叙事,把负罪感一点点卸掉,再换一套语言讲安全,说周边全是威胁,日本需要能打出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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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人先开口了
高市大概没有料到,最先用重话敲她的不是立宪民主党的议员,是她请出山的人。今井尚哉在安倍晋三执政时期担任首相秘书官,长期处在决策核心,日本媒体给他的外号是“影子首相”。
高市组阁时曾邀他出任首相秘书官,他没有接,只接受了内阁官房参与这个顾问位置。就是这个人,在2026年9月接受《周刊新潮》专访时,把高市的涉台言论定性为“不说为妙甚至不该讲的话”。
他讲得更深的一层是外交姿态:美国当然是最重要的同盟国,但不能凡事都靠美国,这种的心态搞外交,这样的外交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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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安倍身边管过外交和经济核心事务的人,用“可悲”来形容现任首相的外交姿态,说明问题已经不在在野党挑刺的层面。
今井还补了一层判断:政治主导的外交容易被当下的舆论和国民情绪裹着走,一旦官僚体系也跟着顺从这种氛围,日本就建不起国家层面的长期战略。
小泽一郎的出手比今井更重。10月15日,这位47岁就当上自民党干事长、两度把自民党拉下马的政坛元老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外交不是基于好恶的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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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或依赖他国也不行。首相个人幼稚而情绪化的外交,正在危及这个国家和国民的生命。”
紧接着一句更直:“如今,高市首相的存在本身,正在逐渐成为外交的障碍。”
小泽用的词是“存在本身”,不是某一项政策,不是某一次发言,是她坐在那个位置上这件事本身就在给日本外交制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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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条批评指向同一个病灶:高市把外交当成了国内政治的延伸工具,不是反过来。今井看到的是操作层面的冒进和对美依赖,小泽看到的是政治层面的结构性负担。
两条线交汇在一个判断上:一个支持率跌破50%、执政联盟在参议院还凑不够修宪门槛的首相,正在用对外强硬填补对内虚弱的窟窿。
让高市更难受的还有NHK在10月11日晚播出的特别节目《靖国神社秘录》,首次公开了靖国神社封存半个多世纪的内部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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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显示,1969年1月“总代会”曾全体一致同意当年10月合祀14名甲级战犯,同年9月的记录又写明“现阶段暂时保持原样”,全体同意延期。时任宫司筑波藤麿的态度是“时期要慎重考虑”。
筑波去世后,继任宫司松平永芳在1978年推动完成了合祀,相关事实直到1979年才为外界广泛知晓。
这段档案拆掉的是一个长期对外的包装:靖国神社方面过去说合祀是“仪轨问题”,跟政治外交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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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说明,从头到尾都有人知道这件事的政治敏感性,从头到尾都有争议,只是选择不对外说。
日本国内这一波反弹的底色,不是“亲华”或者“反华”的标签能概括的。今井尚哉说得直白,外交不能拿亲华反华来划线,中国是巨大的邻国,必须脚踏实地去面对。
小泽的落脚点是“国家和国民的生命”。这些声音的共同点在于,他们不认为高市的强硬在给日本加分,反而觉得她在拿日本的外交空间和实际利益去换短期的政治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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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外的手
高市政府在外国人政策上的动作,和她在历史、外交上的姿态共享同一套底层逻辑:把门外的人当成问题的来源,用收紧的口子回应内部的焦虑。
问题在于,日本的人口结构不配合这套逻辑。高龄化不是新闻,一线岗位上七八十岁还在干活的人在便利店、物流、护理行业里早就不算个别现象。
过去这些年日本引进的外籍劳动力以百万计,填补的正是日本人不愿意干或者不够人干的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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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市政府的方向是反过来的。经营管理签证的资本金要求从500万日元一口气拉到3000万日元,涨了6倍,还附加了雇用日本籍或永住者全职员工的条件。
在留手续费从10月1日起按居留期限分档,窗口申请从原先统一的6000日元上调到最高7.5万日元,永住许可从1万日元提到20万日元。效果来得比政策设计者预想的要快。
新规实施后5个月,经营管理签证申请数量较此前暴跌约96%,月申请量从1700份左右跌到70份上下。2026年上半年以经管资格新入境的外国经营者仅635人,同比减少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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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权调整自己的边境管理规则,问题在时机和方向。日本的人力缺口是结构性的,不是周期性的,不是经济好一阵就能自动补上的。
在缺人的时候把来干活的人往外推,相当于在一艘正在漏水的船上把舀水的人赶下去。
这套排外倾向和高市在历史问题上的姿态,在日本右翼的政治语法里是同一句话的两个版本:对外不肯认账,对内不肯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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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不够,护理没人做,物流转不动,这些事不会因为首相在国会说了一句“毫无遗憾”就自动消失。
高市在历史和安全议题上越用力,她在经济民生上能拿出来的东西就越显得单薄。
一个首相的政治资本是有限的,花在参拜和修宪上的精力多了,花在让普通人的日子好过一点上的精力就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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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邸前聚集的抗议人群,参议院里辻元清美这样的人翻旧账,今井和小泽这样有分量的自己人公开开口,指向的都不是某一句具体的话,而是同一个判断:这套用外部议题维持内部支持的做法,已经碰到了天花板。
结语
中方的态度没有留模糊空间。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明确指出,靖国神社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公然挑衅国际正义,粗暴践踏人类良知”,实质是对自身罪责的逃避和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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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高市早苗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中方也点明了另一层事实:日本政府极力回避、淡化对殖民侵略表示反省和道歉的村山谈话,纵容右翼势力为侵略历史翻案。
提一个谈话的名字,却把内容一层一层剥掉,这种手法在中方看来并不复杂。历史责任不是靠措辞技巧能够绕开的东西,靖国神社送祭品也好,国会上说“毫无遗憾”也好,每一步都被记录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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