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四渡》我自己也在爬一座山

杨冬 《四渡》剧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瑞金踏上战略转移之路。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长征胜利结束。这是一场信仰与意志的远征。

“我现在所取得的一切，跟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有关系，这或许算是我自己的长征。人生永远都是在路上，今天，你能站在山顶看到风景，是因为在此之前，你已经坚持爬上了这座山。”——杨冬

耳机里，《十送红军》单曲循环，杨冬的鼻子忽然一酸。他是电影《四渡》的剧照师。镜头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骑马而来，迎着夕阳抬臂敬礼，身后是娄山关大捷后尚未散尽的硝烟和刚从恶战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在残阳如血的天光里按下快门那一刻，杨冬觉得自己与90年前的先辈有了一瞬时空重叠。

90年前的长征，是行军，是打仗，是在不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上一直往前走。90年后，杨冬的长征，是在自己热爱的行业里深耕下去。这个曾在街道民政口干过四五年的青年，29岁裸辞，从写影评、拍短片到驻组宣传，靠着热爱与努力，一步步推开影视行业的大门。他说，人生永远在路上。

爬进深山拍“红军”

黄泥“咬”鞋，是杨冬对贵州深山环境最直接的记忆。山雨来得毫无征兆，刚下过雨，山里的黄泥路就变成沼泽，每踩一步，黏软的泥便紧“咬”鞋底。收工时，他每只鞋上挂了三斤多重的烂泥。后来他干脆穿雨鞋出工，可穿着雨鞋行动不便，还特别闷。

作为历史战争电影《四渡》的剧照师，杨冬在剧组中被分在B组，A组主要拍文戏，B组拍的多是大战争场面，于是，“挨打”成了杨冬的日常。

“拍大战役，剧组都是专门找山头，在山坡置景，先炸一圈，把战场氛围造出来。”战斗戏下到战壕，开枪、搏斗，摄影师要扛着机器跟演员跑，画面里还有爆炸，泥土掀起，中弹后血包喷溅到演员和摄影师身上，大家戴防护眼镜、穿防护服，专注于画面。直到现在，杨冬的相机镜头圈旁还有“一滴血”没擦干净。

杨冬在片场究竟有多狼狈，他的多年好友王乾看得最清楚。“95后”王乾是《四渡》剧组DIT（数字影像技师）团队中的一名QTake（现场视频辅助回放系统）操作员。王乾说，杨冬早上出去时脸是干净的，到中午再见面，已是灰头土脸，而自己的工位多数时间在监视器帐篷，所以要“体面”得多。不过，王乾的“体面”也只是相对杨冬而言，对整个《四渡》剧组来说，考验首先来自艰苦的拍摄环境。

拍摄场景多是深山老林，很多地方还是未开发区域，没有道路，也没有生活设施，全靠制片组开发、人力采买搭建。有时一场大戏，一伙人十天半个月都要待在山里。杨冬每天的开工日常就是早晨六七点到山脚，先背摄影包爬半个钟头山。看着其他工作人员也搬着器材往上爬，杨冬觉得这工作在体感上真有点像“长征”，大家同甘共苦。

王乾的体感也差不多，技术岗靠设备，两套设备集成处理，非常重，每套放在大铝制推车上，每车三四十公斤，山路泥路得半抬着走。设备怕水又怕漏电，网上定制防水罩，还得自己做地线，拿铜丝贴在配电部分，另一头做成一根针扎进泥土，但即便这样操作，依然有漏电风险。

“电脑键盘和外壳有金属，掉漆处或苹果电脑的金属表面，手一碰就可能被电，不能两个人同时摸车，否则总有一人被电到。”王乾说。

2025年2月刚进组那晚，杨冬过得十分酣畅。那天，王乾在晚上九十点收工才回到酒店，见到杨冬，两人一年没见，算老友重逢，又同在一个剧组，异常兴奋。当晚两人就在酒店吃上了回锅肉、土豆丝、爆炒腰花。杨冬拿出从老家带来的青岛啤酒叙旧。

王乾回忆，贵州有很多没见过的野菜，在火锅店，一整面冰箱里塞的全是野菜，免费吃。王乾联想到，《四渡》影片里有一个情节，小红军去山下偷野菜分给大家，结果被首长训斥，说这样会暴露行踪。“军事上打仗，不能生火做饭，只能在山里挖野菜吃。”王乾感慨，一种食物，吃的却是两种滋味。“我们吃火锅涮野菜觉得是一种享受，但在那时，吃野菜却是挣扎求生，是一种磨难和考验。”

剧组里的隐形人

王乾从野菜里品出了历史况味，杨冬在片场直接撞见的，是演员身上忽然闪现的历史光影。

第一次看到刘烨饰演毛主席，杨冬觉得并不那么像，“我觉得烨哥脸有点长。”他笑着说，直到有一场戏，刘烨点了一支烟，那个瞬间突然对了：刘烨的眉头微微蹙起，香烟在指间，一缕烟在脸的侧面飘起来。那是两个镜头之间的间隙，刘烨正寻找表演状态，让自己代入角色。“突然之间，好像毛主席站在我面前一样。”杨冬立马用镜头把这一刻捕捉下来。

主演于适也一样，当他在泥坑里奔跑、攀爬，战斗时冲锋、射击，杨冬时常觉得，眼前看到的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杨冬说，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电影，是经过完整包装的成品，剪辑、后期特效与音乐共同作用，尽可能将人带入情境。然而在现场，拍摄的大部分时候更像一座运转中的加工厂，各部门各司其职，人很难真正沉入戏中。但《四渡》是例外。它的服化道与置景皆见功夫，演员的表演能够深深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拍《四渡》时，演员在镜头前落泪，杨冬在镜头外跟着哭。

从入这行干到现在大概7年，杨冬参与过大大小小30多个项目，但《四渡》算是他第一部独立担任剧照师的大院线电影，还是第一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兴奋与紧张并存，压力也随之而来。“担心拍不好怎么办，这种焦虑几乎每天都有。”杨冬说。

但压力未必全是坏事，它逼着杨冬千方百计去捕捉想要的画面。

大的战争场面一旦开机，便是冲锋、爆炸、射击与中弹同时推进，炸点起爆的瞬间，土块与弹片横飞，现场调度错综复杂。这样的场面，拍摄机会基本只有一次。杨冬能站的位置也极其有限。比如，一次拍摄中，现场已摆了5台摄影机，他找不到任何“立足之地”去捕捉核心画面：打了灯的地方不能站，站过去便有影子，挡了光；道具师配合演员调度的区域，同样不能涉足。“剧照师想成为剧组的隐形人，就意味着不穿帮，你要躲到机器之外，拍到想要的画面，机会只有一到两次。拍到就是拍到，没拍到就是没有。”

经验与预判在这种时刻尤为重要。看到当天通告，杨冬便清楚哪几个画面重要；到了现场，走戏和排练时，他必须留意摄影机从起幅到落幅的运动方式，以及演员的走动轨迹。于适有一个雨中冲锋的画面，极难拍摄。

雨是第一重干扰，行动与视线皆受影响；机器须做防雨处理，操作空间又因此受限。现场摄影师在奔跑，数名同事在一旁协助，确保拍摄不出现意外、不跌倒，但杨冬不行，他一个人既要保证画面，又要兼顾安全，不能穿帮，还不能影响现场摄影机的运动。好在通过走戏，他已经看到于适会怎么跑、速度多少、大概在哪个位置停下，因此他的任务便是站到画面外，待于适停下的那一刻，将演员的状态精准捕捉。杨冬说，若拍到了自己想要的画面，他一整天都会非常开心，很有成就感。

在山里等一场残阳如血

“残阳如血”的那张得意之作，来自山中一场漫长的等待。

那张剧照，定格在贵州3月的一个黄昏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人骑马走来，迎着夕阳抬起手臂敬礼，身后是娄山关大捷之后尚未散尽的硝烟，还有刚从一场恶战中走出来的红军战士。

杨冬对这场戏印象极深。他说，《忆秦娥·娄山关》里最后那句残阳如血，展现的是打完胜仗之后那种苍凉又悲壮的暮色，而这份意境，恰好要落在这样一个镜头里。

可贵州山里的天气说变就变，为了拍到词里那句天光，全剧组人在贵州的大山里等了好多天。终于有一天，天气和预报一样，山里放晴，太阳落山时，云缝里倾泻下光线。为了让自己更沉浸，杨冬特意一只耳朵塞着耳机，循环播放《十送红军》，调子一起，他便觉得鼻子发酸，眼睛瞬间红了。

环视拍摄现场，杨冬心里的悲壮慢慢涌起。战场上硝烟尚未散去，到处冒着黑烟，味道浓烈。草地上铺着裹尸布，戏里牺牲的红军战士静静地躺在草地上，也有伤员正凑在一起包扎伤口，远处，还有人在吹口琴。“大家的动作都是提前设计好的，随机而自然，当你身处那个环境里，觉得一切都很合理。”杨冬说。

当时风特别大，红军们手中的旗有几面是破损的，在山坡上被吹得噼啪作响，混着口琴声、马蹄声和远处隐约的人声。这幅诗意的画面，让杨冬生出一股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忍不住拍了很多红军战士演员们的群像。他感觉自己好像跟历史上的这些先辈们有了某种时空重叠，“有那么一刻，我和他们相遇了。”

那场戏里还有一个镜头让杨冬至今难忘。毛泽东一行人骑马而来，马蹄踏在泥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红军战士们齐刷刷抬起手臂敬礼，毛泽东在马上向他们回礼。就在那一刻，镜头之外，许多饰演红军战士的群众演员也下意识地跟着敬礼，他们中不少人还是当地的大学生，穿着灰布军装，脸上抹着泥污，站在那里，像是被某种力量攫住了。

杨冬站在一旁，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忽然觉得眼前的一切与某种更远的东西叠在了一起：当年的红军战士在战斗、在牺牲，今天的青年们在读书，在校园散步，在享受他们这个年纪本该拥有的一切。“如果没有长征，没有那些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相信新中国一定会建立的红军战士们，那就不会有今天这些还在读书、在享受生活的孩子。”杨冬说。

如今，杨冬借拍摄机会，走到前辈战斗过、宿营过的地方。杨冬有时会停下脚步想，现在自己脚下的那块砖，或许当年的某个红军战士也驻足过。

杨冬一直偏爱红色题材。他常想：“我们现在知道1949年新中国成立，可当年的红军为什么能有这么坚定的信念和信仰支撑？”看四渡赤水资料时，他记得毛主席要留一支部队在河对岸佯攻，被留下来的所有人没有犹豫。他觉得，那就是信仰的力量。

另一场“长征”

每一部戏杀青的时候，杨冬心里都会涌上一种未尽感。“在特定的时间、限定的时空里，大家聚在一起做一场梦，梦到杀青那一刻就醒了。”对他来说，《四渡》的杀青更像是对一个历史空间的告别。那种震撼没有随着关机而消散，反而在拍摄结束之后很久，仍在心底震荡。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在片场拿着相机跟演员一起“挨炸”的剧照师，几年前还坐在街道办的窗口后面，处理着家长里短。杨冬大学毕业那年原本准备考教师资格，偏偏另一个编制机会冒了出来：基层事业编，街道民政口。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考，没想到考上了。

民政口的事说起来琐碎，帮扶、社会救助、社会保障，谁家闹了矛盾，他们都得处理。可杨冬心里藏着写作梦。在基层那几年，他看报纸、写文章，社区里的好人好事、社会帮扶的暖新闻，写完就投稿。写着写着，党群口的同事和领导注意到，觉得这小伙行，有一段时间把他调到宣传口。那会儿他还在一个网站上写影评，渐渐有了小名气，陆续有人约稿。

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街道的工作确实挺好，只是他总觉得，一眼就能看到自己60岁的样子。趁还年轻，他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

29岁那年，他裸辞了。父母不理解儿子的决定，但也尊重他的想法。他曾进过创业公司，也做过电影相关的自媒体，拍影视解说视频、做播客。这期间，杨冬迷茫过，也对自己的选择产生过怀疑，但他一直坚信一件事：当你真心喜欢一件事，真的为此付出所有能付出的全部，全世界都会来帮你。

事业转折始于一次电影节。杨冬跟着做自媒体的哥哥去看小短片，灯光暗下又亮起，他忽然说，“我觉得我们也能拍。”两人一拍即合，回青岛就开始聊故事，聊大致框架。杨冬执笔，小半年后剧本定稿。当时，杨冬身边正好有几个广告影视公司的朋友，大家帮衬着，最后真捣鼓出一个短片。第一次开会后，哥哥跟杨冬说，你来当导演。他说行。

第一天坐在导演椅上，杨冬完全是蒙的，用他的话说，当时，他只是一个会喊“cut”的人。可从第二天开始，他慢慢品出味来，开始“扮演”一个导演。拍到第四天杀青，他在酒桌上说，“我以前只觉得喜欢看电影，但这四天下来，虽然没看出自己有什么导演才华，可我没拍过瘾，我喜欢在片场拍电影的感觉。”

那之后，杨冬发了条朋友圈说，“我想去真正的剧组体验一下，大家如果有机会让我进组，我可以不要钱。”机会很快就来了，有影视圈的朋友让杨冬去做驻组宣传。宣传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记录，在现场，演员之间说了什么，哪场是重场戏，谁哭谁笑，有没有NG，这些场内场外的信息先要记录下来，再想这些素材以后要怎么用。杨冬没想过以后还有机会在影视圈工作，所以把那部戏当作自己的最后一部戏，特别珍惜。可偏偏做得不错，剧组的人都挺认可。后面，大家有项目都会推荐他。那次经历算是帮他推开了影视行业的大门。后来他发现宣传跟侧拍、剧照工作离得比较近，自己本来就喜欢拿相机拍东西，就慢慢开始做侧拍和剧照工作。

如今，杨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剧组里，最多的时候一整年在家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从辞职到拍短片再到进剧组，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杨冬总能得到身边朋友的帮助。“我现在所取得的一切，跟过去做过的所有事情有关系，”杨冬说，“这或许算是我自己的长征。人生永远都是在路上，今天，你能站在山顶看到风景，是因为在此之前，你已经坚持爬上了这座山。”

文/本报记者王婧懿供图/受访者

统筹/宋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