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场较量的起点，并不是一场声势浩大的行动，而是一封普通举报信。9月15日，署名“刘晓明”的信件寄到上海检察机关，内容直指卢湾区副区长祝文清，反映其在土地审批、住房装修等问题上收受财物。
信件送到检察长倪鸿福案头后，很快得到批示：从外围查起，尽快核实。这个判断相当关键。祝文清当时身居副区长职务，分管城市建设等事务，若贸然接触，极有可能打草惊蛇。
承办案件的童建平等人，将举报内容拆开分析，没有急着找祝文清本人，而是先盯住三个方向：一块批给企业开发的地，一名可能获得土地便利的女同学，以及一笔明显不合常理的住房装修费用。
查人并不顺利。中学同学名册里没有吻合对象，插队人员中虽有几名姓蔡的女子，逐一核对后也都排除了。线索似乎断了，但侦查人员没有把注意力全部押在这条线上。
举报中另一个关键人物，是西安飞天科工贸公司的经理邱忠保。1993年10月，检察人员在公司附近便衣守候了五个多小时，直到下午，才等到这名商人出现。
“我们是上海市人民检察分院的，因经济问题，现决定对你传讯。”
邱忠保被带到检察机关后，情绪十分强硬。他自称是西安市政协委员，认为自己做生意讲规矩，甚至表示要提出抗议。童建平没有和他争吵，只是提醒他，检察机关办理的是贪污贿赂案件，必须如实说明情况。
十多个小时过去，邱忠保只承认另外两起行贿，却避开了与祝文清有关的内容。这样的回答，在办案人员看来，更像是试图舍弃小问题，保住真正关键的人物。
童建平没有急于逼问，而是把已经查实的事实摆在面前，明确告诉他，避重就轻并不能解决问题。随后，检察人员连夜核实其供述，相关人员很快被查到。证据相互印证后，邱忠保的心理防线终于出现裂缝。
他承认，为了取得金陵路、重庆路一带的土地开发机会，曾向祝文清送出六万元。表面上是“借款”，实际上并未约定归还。对邱忠保而言，几万元与土地开发可能带来的收益相比，显然不算大数目。
10月15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祝文清涉嫌受贿案正式立案。当天晚上，祝文清被通知到区里谈话。面对组织和检察人员，他拍着胸脯说：“我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更没有收过别人的钱。”
谈话持续近一个小时，祝文清始终否认。随后，他被带到检察机关接受审讯。十多个小时里，他写下保证，声称若查出一笔经济问题，愿意承担一切后果。后来，他索性闭口不言，审讯陷入僵持。
童建平接手后，换了一种方式。他没有立即追问金额和人名，而是从工作经历、家庭生活谈起，语气也放缓下来。对一名情绪高度对立的被审查者来说，直接施压未必有效，找到其内心仍在意的地方，反而可能打开缺口。
谈话渐渐触及祝文清的成长经历。他幼年被送到上海养父母家，养父早逝，养母靠做针线活维持家计。返城后，养母长期卧病；妻子患病多年，直到1991年去世。家庭变故、生活压力和再组家庭后的开支，成为他心理上的沉重负担。
童建平并没有替他辩解，只让他面对一个问题：那些所谓“关照”和“帮助”，究竟是朋友情谊，还是因为他手中的权力？祝文清沉默很久，态度开始松动，终于说：“你说怎样，我听你的。”
这句话之后，案情出现转折。祝文清交代，1993年春，邱忠保曾提出在卢湾区取得土地开发项目，他随即让有关部门办理。后来自己分到住房，便以搬家为由向邱忠保提出借款，先后收受六万元。
与此同时，侦查人员仍在寻找举报信中的蔡姓女子。经过连续守候，蔡林芬被找到。她承认曾通过祝文清获得土地改造方面的便利，并在当年4月至7月间分次送出六万五千元及金首饰。
搜查也带来了新的证据。祝文清家中装修考究，生活用品明显超出其正常收入所能解释的范围。检察人员在相关地点查获人民币、外币、存款凭证以及首饰等物品，部分财物与此前供述相互吻合。
1993年10月18日，祝文清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4日，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认定其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4.15万元，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案件审结后，祝文清在狱中写下长篇悔过材料。他承认，自己把权力带来的奉承当成真诚，把朋友递来的利益当成关心，也把组织监督当成了可以绕开的约束。
1993年11月23日，上海报纸公开报道此案时，社会震动不小。一个从返城知青、街道工人走上副区长岗位的人，最终因土地和财物问题站上被告席。祝文清留下的那句话，后来被反复提及：“我愿意做一本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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