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开明人”，不亏心也不亏本

2026年8月，开明书店成立百年纪念与新时代出版传承交流会在北京举行。开明元老、民进中央原主席叶圣陶的孙女叶小沫出席了活动。她的外祖父夏丏尊也是开明元老，父亲叶至善是“开明二代”。

叶小沫在发言中说，开明书店虽然只存在了短短27年，却在出版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么多年后人们仍然怀念它，因为它有其独特的风骨和精神内核。开明书店的成立，不只是一些志同道合的出版人借以安身立命的创业，更是他们关于服务社会、服务读者的理想书店的试验和实践。

叶圣陶（资料图）

“不跑到时代前面去，也并不落伍”

1928年新年，夏丏尊位于浙江上虞白马湖的“平屋”忽然热闹起来。章锡琛、周予同、钱君匋、贺昌群、叶圣陶等朋友从上海而来，夏丏尊又请来隔壁的胡愈之，七人在大门口留下合影。他们此行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讨开明书店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确定立身之基。

开明书店由章锡琛于1926年8月创办，起初以出版女权主义理论书籍为主。几位老友大多当过教员，知道当时学校症结之所在，熟悉青年学生的处境和要求，最后商定，将开明书店转型为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对象，停刊《新女性》杂志，发行《中学生》杂志，由夏丏尊任社长兼总编辑。

这一方针两年即见成效。《开明活页文选》大受中学语文教员欢迎，林语堂的《开明第一英文读本》结束了商务印书馆《英语模范读本》数十年的垄断，综合性的《开明青年丛书》也受到青年读者喜爱。

1930年1月1日，开明书店正式发行首期《中学生》杂志。创刊号初版两万册销售一空，迅即再版，至年底已有一万订户，打破了杂志行销纪录。

不久，应章锡琛邀请，叶圣陶辞去商务印书馆小学教科书编辑职务，加入开明书店。他主理《中学生》编务，对这本杂志情有独钟。《中学生》的“卷头言”每期一篇，很有时代特点，主要是开明编辑部的叶圣陶、吕叔湘、傅彬然等几个负责人执笔，有时用笔名代表编辑部，一直持续到开明书店公私合营的前一年。

由此，开明书店形成了以夏丏尊、叶圣陶为首的编辑团队和以章锡琛为首的经理层，开始在出版业崛起。

上图：开明书店总店

下图：1946年11月1日，开明书店同人参观上海华联影业公司，前排右一为叶圣陶。本版图/《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

开明书店首先试水小学国语课本，1932年出版了由叶圣陶编写、丰子恺绘制插图的初等小学国语课本八册，供小学一至四年级使用。这些教材以白话为主，多为儿童文学，因“语言跟说话一样”而一度引起争议。叶圣陶回应，他希望课文念起来朗朗上口，为此宁愿在“大倾销”中落伍。1934年，开明又出版了高等小学国语课本四册，供五至六年级使用。这些教材面世后大获成功，到1949年整体再版40余次。

夏丏尊和叶圣陶又将目光转向中学国文教材。他们对当时的国文教育很不满意，觉得教学方法因循守旧，决定从教材的编排入手，给国文科以“科学性”。初中六个学期，每学期上课18周，共108周，对应108篇课文，每一课都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这就是《国文百八课》。

《国文百八课》头两册出版后大受好评，被认为编排新颖，敢于打破传统，另辟蹊径。可惜没编完，全面抗战就爆发了。

开明书店一直把出版新体小说作为出版方针之一。很多作家的成名作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的，如丁玲的《在黑暗中》、巴金的《灭亡》《新生》《家》、茅盾的《蚀》《子夜》《春蚕》、庐隐的《灵海潮汐》、王统照的《山雨》、叶圣陶的《倪焕之》《城中》等。

开明书店秉持稳健的出版方针，“不跑到时代前面去，也并不落伍”。开明书店编译所中，没有一人加入左联。在国共两党就文化领导权针锋相对之际，开明的立场起初遭到了左翼的激烈批评，被指责是一些“缺乏革命性的小商人”“为贵族开的书店”。

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密令查禁“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149种，牵涉25家出版社、28位作家，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因被禁书目少而不愿涉足，开明书店领衔，联合26家出版社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呈文，要求“重行审查，分别从轻处理”。国民党方面迫于影响，最后采纳了书业意见，解禁59种，暂缓执行37种。

此后，开明书店赢得了左翼的认可，并奠定了新书业的领军地位。到1936年成立十周年时，开明书店已成为可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比肩的几大书店之一。

“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

抗战爆发后，开明书店董事会决定，薪水普减至四至六成，留守上海，精简发展。书店不仅维持出版，还尽力接济困顿的文化人，许多文人因生活问题都到开明书店当编辑。夏衍曾回忆，他离开上海后，家属的生活主要依靠的是开明书店的版税。最困难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常收到夏丏尊、章锡琛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元周济。

抗战西迁的开明人则在内地逐步开拓了发行市场。南京、广州、汉口等处的开明分店人员撤退到桂林、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叶圣陶力主在西南“通盘筹划，开辟利源”。

1939年初，胡愈之在桂林创立文化供应社，提出复刊《中学生》。5月5日，停刊23个月的《中学生》复刊，在四川乐山的叶圣陶任社长。《复刊献辞》号召“民族利益超过一切”，“学习、工作、生活打成一片”。杂志广受欢迎，印数从6000份增至16000份。

《中学生》复刊后第91、92期合刊

战争后期的形势彻底改变了开明人中立的政治态度。1944年豫湘桂会战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叶圣陶写道“此皆腐朽之政治有以致之，我今乃深信矣”。他读了黄炎培《延安归来》后，看到毛泽东答黄炎培“已找到一新路，其路即为民主”，在日记中写道“深喜其言”。

1945年8月，傅彬然代表开明书店旗下的《中学生》杂志与重庆多家杂志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自9月1日起不再送检，发起拒检运动。国民党中宣部被迫宣布废止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制度。从此，开明正式成为中共的“同人书店”。

叶圣陶曾说，开明人“在解放以前，不知不觉地在接受着党的领导”。原中共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曾回忆，内战爆发后他任中共上海工委文委委员、生活书店总编辑，周恩来在安排上海工作时，要他把出版界和杂志分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线。周恩来估计，《文萃》等一线刊物很快会被国民党查禁；二线刊物还能维持一时，却有被禁的危险；《中学生》与开明书店属于第三线，应尽可能生存下去。胡绳回忆：“这个安排我同叶老谈过，请他尽力维持开明书店与《中学生》；在国民党统治日益严酷时，多登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文章，仍能在青年中起促进进步的作用。”

第三线的斗争最明显的例子，是出版了《闻一多全集》。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遇刺后，全集出版之路几经波折。吴晗出面与叶圣陶联系，最终开明书店接受了任务。1948年8月18日，《闻一多全集》正式发行。叶圣陶晚年激动地回忆：“反动派消灭了他的肉体，咱们就得拥护他的精神的永生。”

1946年是开明书店创建20周年。开明有个同人组织“明社”，大家公推叶圣陶为明社写一首社歌。他写了《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最后写道：“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马思聪为《开明风》谱了曲。明社歌咏组在庆祝会上表演，赢得满堂彩。

庆祝会上，最使开明人受到鼓舞的是茅盾的致辞。茅盾说：“斗争需要一些人赤膊上阵，也需要一些人有点保护色。斗争不赤膊上阵也可以。”叶圣陶代表开明全体同人致了答辞，以“有所爱，有所恨，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大家共勉。

从公私合营到国营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胡愈之任署长，叶圣陶被任命为副署长。

叶圣陶的工作重心放在抓教科书工作上。第二年2月，他参加了总署扩大会议，在日记上写道：“三月有余之时间，同人对于出版总署这一机构尚觉模糊，或以为即一大书店。今日总结，乃确认为对于出版事业之行政机构，旨在推进出版事业。”

教科书一向是开明书店的立身之本。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教科书必须国营的目标，但因条件所限，先采取“国定本”与“审定本”并行的过渡办法。1950年秋季用书中，开明书店入选15种46册，远超商务印书馆的7种和中华书局的8种，教科书收入占到出版社六成左右。

不久，教育部与出版总署联合发文，要求教科书降价，并实行统一定价。书价几乎打六折，开明除成都和北京分店外，1950年下半年全部亏损。

全国出版工作改革很快拉开序幕。首先是出版和发行分家，国营新华书店成立，国营和私营出版机构的发行都由新华书店负责。紧接着，一批发育成熟的出版社先后从出版总署分出去。先分出去的有人民教育、人民、人民文学等国营出版社，之后则是私营出版机构。1950年7月，开明书店进入公私合营阶段。

1950年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后，胡愈之、傅彬然力促开明与团中央直属的青年出版社合营。胡愈之认为开明书店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以广大青年为读者对象，交给团中央来领导是比较合适的。起初青年出版社顾虑开明书店“包袱”沉重，后经胡乔木过问，团中央书记处同意合营。

1951年8月，两社正式决定合并。随后开展的“三反”“五反”和股权审查使合并一再推迟。直到1953年4月15日，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成立，由团中央直接领导。开明书店由此走完从同人书店到国营出版社的历程。

上图：早期的开明书店门市部

下图：开明书店的业务骨干都是股东。此为叶圣陶1953年2月收到的股利（旧币）收据。

“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

改革开放后，开明版图书尤其是教科书，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1980年年底，上海教育出版社再版了朱自清、吕叔湘和叶圣陶1946年合编的开明读本。这是高中用的白话和文言分家的读本，白话的叫《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共6册；文言的叫《开明文言读本》，也是6册。

编书时，朱自清在北平，吕叔湘在南京，叶圣陶在上海。从交流看法、制定体例到一篇稿成，三人相互切磋，事无巨细，全靠书信往还。还未编完，朱自清就病逝了。吕叔湘到上海进了开明，独自挑起了重担。

1980年再版时，吕叔湘写的导言一字未动。叶圣陶对这篇导言大为赞赏，说吕叔湘“善于创意，精审之至”，是他自己所达不到的。

1984年，叶圣陶当选为民进中央主席。1985年10月19日，91岁的叶圣陶在开明书店60周年纪念会上做了书面发言。他说：“开明不光为赚钱。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就是出书出刊物，一定要考虑如何有益于读者；有所不为，明知对读者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出。”

1988年，叶圣陶逝世。这年，民进中央主办并主管的开明出版社成立。30多年来，出版社走出一条特色发展道路，开明版实验中学语文统编教材等影响广泛。

“开明这个名字，是一份情感的延续，是一份使命的重托，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开明出版社社长沈伟说。

至今，叶小沫依然记得她从小称为“公公”的一些开明前辈的音容笑貌。

新中国成立后，开明书店由上海搬来北京。那时东四八条一座小四合院里住的都是开明书店的同僚，北屋是叶圣陶家，东屋、南屋、西屋分别住着宋云彬、傅彬然、丁晓先，后院住着朱文叔。

日子一天天过去，院里的人有了新的工作岗位和新的住处，一家一家从八条搬了出去，但依然常来八条相聚。王伯祥、顾均正、贾祖璋、卢芷芬、徐调孚、周振甫、欧阳文彬等好几位开明书店的创业人都常来八条，与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喝茶聊天。

在叶小沫看来，开明人有着与众不同的亲密友情，不仅是战友还是兄弟。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他们曾经并肩支撑起这个令他们感到骄傲的书店。

叶小沫说，叶圣陶非常低调，但在评价开明书店和自己在其中的角色时非常有信心，认为自己确实是用心服务了一个理想中的出版机构。像开明书店这样，能做到既不亏心也不亏本，并且有益于社会公众利益，这并不容易。

1956年开明书店成立满30周年时，叶圣陶撰写了碑文：“堂堂开明人，俯仰两无愧。”叶小沫说，这句话就是百年开明的最好注脚。

（本文参考了邱雪松《启蒙·生意·政治：开明书店史论（1926—1953）》、叶至善《父亲长长的一生》）

发于2026.10.19总第12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百年开明

记者：宋春丹

（songchundan@chinanews.com.cn）

编辑：黄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