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8年3月，山西一带，林彪、罗荣桓、陈光三人的名字，因为一份临时任命被紧紧连在了一起。那时八路军刚成立不久，部队既要同日军作战，还要在复杂的合作关系中谋求生存。115师突然遇到主官受伤，谁来接过指挥权，绝不是一项普通的人事安排。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原有部队被整编为第115师、第120师和第129师。名义上只有三个师的番号，实际兵力却远超国民党方面划定的编制。编制之外的部队在军饷、补给、通行等问题上常常受到限制，这使八路军的行动增加了不少困难。
115师主要由红一方面军改编而来，战斗骨干集中，组织基础扎实。1937年9月25日，林彪、聂荣臻指挥部队在平型关设伏，歼灭日军一部，取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一次重要胜利。平型关的影响，不只体现在战果上，也让各方看到了八路军的作战能力。
有意思的是，115师真正面临的考验，并不只来自战场。1938年初，林彪奉命率师部和第343旅向晋西南方向转移，准备开辟新的抗日区域。行军途中，他身穿缴获的日军大衣，骑马经过晋军防区，被哨兵误认为日军军官，遭到枪击。
子弹从右腋射入，由左侧背部穿出。林彪虽然保住了性命，却留下严重伤势，短期内显然无法继续承担115师的日常指挥。师长不能临阵久缺，替代人选必须尽快确定，而且还要兼顾军队内部的稳定与各部队之间的协调。
按常理看，聂荣臻最合适。他是115师副师长，并担任过政治委员，熟悉部队情况，也有较高威望。然而，太原失守后，中央已经决定让聂荣臻前往晋察冀地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个任务同样关系重大，不能再把他调回师部。
第344旅旅长徐海东也难以抽身。当时第344旅承担着重要作战任务，并由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正在配合其他部队应对日军对晋东南地区的进攻。师部眼前能够接替林彪的人选，逐渐集中到罗荣桓和陈光身上。
罗荣桓时任115师政治部主任，长期负责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建设。他不是只管文书事务的政工干部，而是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的高级将领，对部队作战、干部配置和军政关系都十分熟悉。由他暂代师长，可以保持师部工作连续，也能减少换帅带来的震动。
陈光则是第343旅旅长，长期在林彪麾下作战，熟悉主力部队的战术特点。西安事变后，林彪离开红一军团期间，陈光曾代理过红一军团军团长。论战斗经验和部队威望，他同样具备接任条件。
当时的电报往来，远没有后来那样迅速。部队分散在敌后，交通线路又受到战争影响，中央军委、八路军总部和前线之间，常常存在时间差。偏偏这一次，两个任命恰好在几小时内先后发出。
八路军总部方面，朱德、彭德怀先致电有关方面，提出由第343旅旅长陈光代理115师师长，并按照当时的指挥关系报请蒋介石核准。命令发出后，陈光的代理职务事实上已经确定。
几小时后，中央军委又作出安排。毛泽东与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联名致电罗荣桓，明确提出：“林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罗荣桓接到消息时，任命陈光的电报已经先一步传达，前后只差几个小时。
这场意外并不是谁胜谁负，而是战争条件下通信迟滞造成的结果。既然陈光的任命已经得到蒋介石批准，中央军委只能尊重已经形成的指挥安排，罗荣桓没有出任这一次的代理师长。
陈光走马上任后，承担起115师的军事指挥。罗荣桓则继续发挥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方面的作用。1938年底，罗荣桓出任115师政治委员，军政两条线重新形成配合。对一支正在敌后扩张的部队来说，政治委员并非陪衬，而是保证组织建设、干部管理和军民关系的重要角色。
1943年，罗荣桓又代理115师师长，后来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承担更重要的军政职责。那次擦肩而过，并没有改变他在115师中的地位和贡献。至于陈光，他后来在革命战争中继续担任重要职务，但1954年去世，未能等到1955年的授衔。两道相隔数小时的命令，改变了一个职务的归属，却没有改变两位将领在抗战史上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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