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巴尔奈｜法兰西的秋天，马克龙的黄昏

自今年9月中旬巴黎南郊克雷泰伊一所高中因抗议师资短缺与教育资源匮乏率先罢课以来，法国爆发了多轮由青年学生发起的示威浪潮。随着各大工会、农民及市民群体的相继加入，抗议诉求迅速延伸至反对财政紧缩、抗议生活成本攀升与公共服务萎缩等多个领域，并在10月17日演变为席卷全法数十万人的大规模抗议与近年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之一。

在街头火光与催泪瓦斯的表象之下，这场风暴究竟如何酝酿而成？法国社会学学者马丁·巴尔奈（Martin Barnay）在下文中跳出了即时新闻的碎片化视角，对当代法国的结构性危机进行了剖析。文章将今秋的“Z世代”校园封锁行动置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历史长河之中，揭示出法国教育体制失灵与阶级固化如何成为点燃青年怒火的引信，进而讨论了马克龙执政末期进退维谷的财政紧箍咒与债务深渊，最终将视线投向即将到来的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

本文作者马丁·巴尔奈现居巴黎，先后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并于20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欧洲社会学与政治学中心助理研究员、巴黎综合理工学院（École polytechnique）及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访问学者，长期为一众国际知名刊物撰稿。（在投身学术与政论写作之前，他还曾是一名法国冰球甲级联赛的职业运动员及巴黎的高中历史与地理教师。）

本文英文版题为《任期将尽》（End of Term），于2026年10月17日刊发于《新左评论》（New Left Review）的《副刊》（Sidecar），《上海书评》获授权翻译发表。

法国有青年参与社会事务的传统。戴高乐主义伴随一场青年运动诞生，最终又在另一场青年浪潮中受挫。1940年11月，当戴高乐将军及其“自由法国”运动还只拥有极少数人支持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已在凯旋门下集会，高呼“戴高乐万岁”。1968年5月，青年抗议引发了一场社会危机，戴高乐的执政威望自此受损。不到一年后，他在一场公投中失利并辞职。如今，随着伊曼纽尔·马克龙的总统任期步入最后几个月，新一轮青年抗议正令他本就四面楚歌的处境雪上加霜。

2026年10月17日，巴黎示威者举起写有1789、1830、1848、1871、1936、1968及2026等年份的标语牌，将当下抗议与法国的革命和社会运动历史相联系。

这场动荡始于9月中旬巴黎东南郊的一所高中，学生和教师因教职员工短缺及教学条件恶化而爆发示威。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全国。到10月初，大约三分之一的高中（lycées）受到停课干扰或被预防性关闭。此后，家长、大学生和工会成员纷纷响应，法国所有主要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法国政府的本能反应是镇压：针对封锁校门（有时还伴随燃烧的路障）的行为，当局出动了成群结队的装甲警力并进行大规模逮捕。截至10月第二周，已有近七千人被警方拘留，其中百分之八十六是未成年人，这一数字已超过“黄马甲”（gilets jaunes）运动十个月期间的被捕总人数。警方动用了曾在2018至2019年示威活动中对示威者使用的同款刺痛弹和眩晕手榴弹，造成了同样惨烈的后果：一名十五岁男孩在朗斯（Lens）失去了一只手；在图尔（Tours），另一名青少年的一只眼睛失明。马克龙执政以来，抗议者因警方行动而致残的悲剧接连上演，如今这两名少年也成了这支凄惨的“伤残者”（mutilés）大军中的一员。

今年年初在高中推行的手机禁令似乎是这场运动的导火索，但引发不满的原因远不止于此。今年6月考试季恰逢热浪来袭，许多学校建筑破败不堪的状况因此暴露无遗。2018年推出的大学招生平台（Parcoursup）依然是学生怨恨的源头，他们将其视为残酷竞争的工具，因为该系统按学业成绩对申请者排名，并把许多人推入候补名单的漫长煎熬。更根本的危机在于教师职业本身的吸引力正在下降：法国教师大多属于公务员编制，受公共部门薪资长期停涨拖累，他们的待遇一直被压在低位。从总量来看，法国在中等教育上的投入不算少得离谱，不平等主要源于资源分配方式。较贫困郊区和城郊结合部的学校，与较富裕市中心的学校相比处境糟糕，而获得巨额补贴的私立教育部门，则不成比例地迎合了较富裕家庭的需求。在作为此次运动早期大本营之一的塞纳-圣但尼省（Seine-Saint-Denis），据估计，仅仅因为缺勤教师无人替补，一名学生到参加高中会考（baccalauréat）时，累计少上的课可能就差不多有一整年了。此类不满还带有更广泛的代际色彩，这从抗议标语牌上便可见一斑：它们纷纷向尼泊尔、摩洛哥、马达加斯加的“Z世代”抗议活动致意。

对于当前这场危机，最具参照意义的先例或许是1990年秋季的高中生反叛，那场风潮同样始于巴黎较贫困的郊区。当时的直接导火索是在校园暴力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一名十五岁女孩在圣旺（Saint-Ouen）的学校内遭到强奸。教师和学生们抱怨称，在这些他们觉得已被国家抛弃的教育机构里，殴打、勒索和外来人员闯入事件层出不穷。最初的“安全与整洁”诉求，随后扩展到抗议班级人满为患和基础设施年久失修。这场运动在诸圣节（Toussaint）假期后依然声势不减，11月12日全法有近三十万人参加示威。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领导的社会党政府起初试图淡化动员，随后还是公布了一项价值四十五亿法郎的紧急援助计划。由于四年前马利克·乌塞金（Malik Oussekine，一名阿尔及利亚裔青年学生，在抗议大学改革的示威中被警方摩托车队殴打致死）死于警察之手的阴影挥之不去，当时的政府指示防暴警察保持克制，宁可容忍相当程度的混乱，也不愿冒再闹出人命的风险。在这一点上，马克龙的反应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

1990年11月法国蒂勒，校园暴力的不断升级导致师生不满。原刊于当年11月7日的《山地报》（La Montagne）。

马克龙的内政部长洛朗·努涅斯（Laurent Nuñez）起初用“城市暴力”（violence surbaines）一词来描述今年9月的动荡，这个说法通常与郊区（banlieues）的骚乱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运动蔓延至路易大帝中学（Louis-le-Grand）和亨利四世中学（Henri-IV），这两所位于上流巴黎第五区、处于法国学术金字塔顶端的名牌高中，这种定性便愈发难以维系。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和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NS）遭到封锁，巴黎第二大学（Assas）和巴黎高等矿业学院（Mines Paris）的秩序被打乱，甚至连出了名“岁月静好”的巴黎天主教大学（Institut Catholique），也迫于抗议者压力而关门停课，这被《世界报》（Le Monde）形容为“有记忆以来的头一遭”。政府花了将近两周时间才拿出一点像样的政治回应：与学生组织会面，承诺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学校调派三千名代课教师以填补空缺，并推出一个征集学生反馈的新在线平台。但这番征求民意的姿态，恐怕并不比“黄马甲”危机期间设立的“陈情簿”（cahiers dedoléances）更能取信于人。当年那种收集民怨的册子，光听名字就让人联想到旧制度（ancien régime）下农民的不满。

巴黎路易大帝中学的荣誉庭院

如果动荡持续下去，教育部长爱德华·热弗雷（Edouard Geffray）显然会成为替罪羊。作为中间派政客弗朗索瓦·贝鲁（François Bayrou）的前办公厅主任，热弗雷对格勒内勒街（Rue de Grenelle，法国教育部所在地）并不陌生。自2017年以来，他一直在教育部担任高级职务，因此在这个马克龙执政十年间换了八任部长的部门里，他体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行政连续性。但马克龙和他的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Sébastien Lecornu）手中已没有多少牌可打，这场危机爆发之际，正值下一年度预算谈判刚刚开始。努涅斯因警方镇压学生抗议引发的争议，处境尤为被动。此前，他已因涉及“不屈的法兰西”（LFI）成员里玛·哈桑（Rima Hassan）的一桩丑闻而承受压力。哈桑因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亲巴勒斯坦言论，涉嫌“美化恐怖主义”而被拘留；努涅斯被拍到在视频中向记者谎称，在这位巴勒斯坦裔欧洲议会议员的私人物品中搜出了毒品。哈桑已就其违反调查保密原则对他提起诉讼。要是在一个还没那么心力交瘁的政府里，这起事件或许足以迫使他辞职。但在距离总统大选仅剩半年之际，马克龙正死死抓着身边仅存的几个亲信不放。

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摄于2024年6月7日巴黎的一场法美双边会晤前，当时他担任法国国防部长。

法国政府最担心的是“斗争的合流”（Convergence desluttes）。走上街头的人中有许多还不到投票年龄，但这场校园反叛可能成为一个集结点，汇聚远远超出教育范畴的不满情绪，其中最突出的便是生活成本和燃油价格问题。部长们显然寄望于本周开始的期中假（万圣节假期）能遏制该运动的势头。然而，一则源自TikTok并在其他平台广泛传播的号召，呼吁在10月17日举行进一步抗议，这再次唤起了“黄马甲”运动的幽灵——2018年11月，该运动因反抗燃油税上调而起，导致巴黎市中心爆发了长达数月的暴力冲突。部长们将密切关注公路货运业，因为卡车司机曾是那场运动的早期主力。总理勒科尔尼已下令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一千万桶柴油，政府称此举应能使加油站的油价每升下降约十五欧分。

2018年12月1日，巴黎大军团大道上的“黄马甲”抗议现场。

在各条战线上，马克龙的总统任期都在步履蹒跚地走向终点。他执政的十年间，危机接踵而至：从“黄马甲”运动、反对养老金改革的大规模抗议，到他2024年决定解散国民议会后引发的议会僵局。他当选时曾承诺超越党派分歧，结果却眼睁睁看着政治建制派与广大选民之间的疏离日益加深。在国际舞台上，这位总统依然异常活跃，却似乎无力左右局势发展。乌克兰问题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尽管华盛顿方面施压要求重启谈判，巴黎依然坚定支持基辅，并对莫斯科保持强硬立场。债券市场则是更为棘手的难题。法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已逼近百分之五，创下近二十五年来的最高水平，与德国国债的利差急剧扩大。英美财经媒体已开始将法国称为欧元区的新“病夫”。截至第二季度末，法国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一百一十九。

2024年9月24日，马克龙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参加会晤。

马克龙阵营辩称，这位在新冠疫情期间奉行“不计成本”（quoi qu'il en coûte）方针的总统，还不得不应对乌克兰和伊朗战争带来的能源冲击。但他的亲商政策也是造成当前局面的原因之一。法国审计法院（Cour des Comptes）估计，到2023年，自2018年以来推行的减税和削减社保征费措施，每年给公共财政造成的损失约为六百二十亿欧元，相当于GDP的二点二个百分点，或该时期结构性赤字的大约一半。因此，财政缺口在某种程度上是蓄意采取政治选择，以降低企业税和雇主缴费的结果，而与此同时，法国的公共支出遭到削减，失业救济金申领条件收紧，退休年龄也被推迟。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一个对企业慷慨解囊却鲜少附加条件的政府，如今要求民众做出牺牲，听起来无比空洞虚伪。

法国国民议会波旁宫的半圆形议事厅，前排为部长席位。

面对法国借贷成本的进一步攀升，欧洲央行（ECB）将如何应对还是个未知数，这更加剧了紧张局势。彭博社（Bloomberg）提出疑问：身为欧洲央行行长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若不想背上徇私偏袒的骂名，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出手搭救她的祖国？拉加德本人本周坚称，化解法国债务困境的关键在巴黎，而不在法兰克福。如果她像自己曾暗示的那样在任期结束前辞职，她的继任者——前荷兰央行行长克拉斯·诺特（Klaas Knot）是目前流传的人选之一——恐怕也不会更加通融。无论金融市场的警告多么危言耸听，其政治影响都是实实在在的，这让法国政府几乎没有余地去安抚街头抗议民众。

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摄于2024年10月15日访问斯洛文尼亚期间。

距离总统大选仅剩七个月，选战已然拉开帷幕，但各大政治阵营却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国民联盟（RN）在民调中遥遥领先：奥多克萨（Odoxa）的最新民调显示，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支持率为百分之三十七，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为百分之十八，马克龙的前总理、中右翼最有可能的旗手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则为百分之十七。然而，迄今为止的大部分戏剧性事件都出在国民联盟内部。勒庞上诉后，其禁选期限得以缩短，从而在法律上重获参选资格，但长期被视为该党“B计划”的若尔丹·巴尔代拉（Jordan Bardella），却因被扒出早年从政时疑似发表过反犹言论而势头受挫。鉴于这些材料来自巴尔代拉身边的人，外界怀疑这是党内清算内讧所致。这一事件目前尚未动摇勒庞的领先地位，却让国民联盟的战略部署变得复杂起来。巴尔代拉不仅是一个有用的年轻门面人物，更是党内令人放心的自由派、市场友好型声音。勒庞继续坚定支持他，本月她公布预算计划时，巴尔代拉就站在她的右手边：该计划提出，到2032年实现一千四百亿欧元的净节支，并设立一项要求每年削减赤字的宪法“黄金法则”，旨在平息投资者的担忧。考虑到超过一半的法国国债掌握在外国人手中，对于一个致力于推行“本国优先”原则的政党而言，这不啻一个小小的讽刺。

2023年11月12日，玛丽娜·勒庞与若尔丹·巴尔代拉抵达巴黎反对反犹主义游行现场。

相形之下，由于即将卸任的总统受宪法限制不得寻求第三任期，传统右翼和马克龙派中间阵营正苦于为他物色接班人。与2022年一样，目前台面上的人物尚未激起与其政治野心相匹配的热度。在马克龙的核心圈子里，相当一部分人都把菲利普视为头号人选。作为法国亲欧中右翼中坚人物阿兰·朱佩（Alain Juppé）的门生，他塑造出了一种平实温和、令人安心的形象。共和党（Les Républicains）的强硬右翼领袖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或许最终也会站到他身后予以支持。然而，自2020年被免去总理职务以来，菲利普与马克龙的关系一直颇为微妙。菲利普若在2027年获胜，可能会挫败马克龙五年后重返爱丽舍宫的希望。毕竟，这位即将卸任的总统到2032年才五十四岁，根据宪法规定，他完全可以再次参选。

爱德华·菲利普在复兴党2023年“Campus”活动闭幕全会上发言

中左翼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由社会党、拉斐尔·格鲁克斯曼（Raphaël Glucksmann）那个形态松散的“公共广场”党（Place Publique）以及规模较小的“共和与社会主义左翼”（Gauche républicaine et socialiste）联合举办的所谓社会民主党派初选，于10月11日落下帷幕，格鲁克斯曼以百分之六十六的得票率赢得决定性胜利。然而，仅有十四万人登记参与投票，相比之下，2017年社会党初选时有超过两百万人参加。占参与者绝大多数的非党员人士，必须支付十五欧元才能在线投票；在投票开启前夜，平台上甚至还看不到候选人的竞选纲领；投票过程还因组织者所谓的“网络攻击”而中断，迫使他们将截止日期延长了一天。整个初选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将格鲁克斯曼塑造成争夺左翼领导权、挑战梅朗雄的可靠对手。至于他是否真有胜算，就另当别论了。

格鲁克斯曼是新保守主义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之子，他成长于巴黎那个与媒体眉来眼去的半吊子文化人小圈子。2007年支持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竞选总统后，他曾为狂热的跨大西洋主义者、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担任过四年的顾问。如今，作为在社会党支持下当选的欧洲议会议员，他将国防和外交政策作为自己的专长，主张重整军备、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对俄罗斯及其他所谓西方之敌采取更强硬的政策。尽管媒体对他极尽吹捧，但近期首轮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仅在百分之九左右。他也没有展现出丝毫曾推动马克龙2017年竞选的那种“拉斯蒂涅式”（Rastignac，巴尔扎克小说中野心勃勃的青年典型）的冲劲。与此同时，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拒绝参加此次初选，在场外保持观望。这位前总统若是半路杀出宣布参选，恐将令本已日渐式微的社会党阵营进一步分裂。

2022年1月19日，让-吕克·梅朗雄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竞选集会。

相比之下，当其他竞争对手深陷内部乱局而自顾不暇时，梅朗雄迄今基本独善其身。针对“不屈的法兰西”欧洲议会助理长达八年的司法调查，已于今年春季结束，未提起任何正式指控。与此同时，校园抗议活动让梅朗雄占据了有利地形，因为身处风暴中心的城市青年，正是他花大力气进行政治动员的选民群体。目前的民调显示，他在争夺第二名的竞争中微弱领先于菲利普，增加了这位“不屈的法兰西”领导人与勒庞进入决选的可能性。今年秋季爆发更广泛社会动荡的前景，表面上看或许对梅朗雄有利。但如果在警民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竞选，将迫使梅朗雄耗费大量时间，围绕暴力和公共秩序问题与人争辩，而无暇像以往历次大选那样，举办其标志性的超大型集会和巡回式政治教育活动。步入这场较量之际，国民联盟的支持率高达紧随其后者的两倍，反观那些在第五共和国大部分时间里执政的政党，如今不是四分五裂，便是节节败退。但无论谁在2027年胜出，接手的都是同样的财政桎梏，面对的都是越来越不愿为此承担代价的民众。

[法]马丁·巴尔奈/文 丁雄飞/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