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俊卿：最有意义的三个春节

别人家的春节，是年夜饭、春晚、守岁。我们家那三年，一年在地震灾区的废墟里，一年在台湾高雄的厨房里，一年在非洲四国的农村里。那三个春节，是我过得最辛苦的，却也是最有意义的。

2009年春节·灾区的红包

那年春节，女儿还在美国读书，我带着太太和儿子，约上刘永好一家、陈光标一家，还有六十多位企业家，一起走进了汶川地震灾区。

七天，一天走访一个重灾区。汶川、北川、都江堰、彭州、绵竹、中江、青川，7个重灾区，一个都没落下。每到一处，都给乡亲们发红包、送年货、送春联、送歌声。七天下来，光红包就发了三千多万，年货又是三千多万。书法家高军虎写了一千多幅春联，亲手送到乡亲手里。黄锦波先生也来了，在废墟前唱起《龙的传人》——这首歌他1985年在央视春晚上唱过，而这一回，是在满目废墟之间唱响。

那七天很冷，也很累。但有一幕我至今记得：11岁的儿子把红包递到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孩子手里，那个孩子愣了一下，接过去，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儿子回来路上一直没吭声。我想，他大概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别人家的日子”。

那七天，对儿子而言，是一堂任何课堂都给不了的课。几年后，这堂课真的显出了分量——他十六岁那年，初中同学的父亲生意失败，透支了十三张信用卡，无力偿还，已经被刑事拘留六个月，还要按诈骗罪判刑。他来找我，借出一百一十万元，救下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这笔钱再也没有回来，但他却说不后悔，因为那是他做的第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也许，这就是那堂课的价值吧。

2010年春节·高雄的饭碗

母亲一直有个心愿，想去台湾看看阔别几十年的舅舅。那年春节，这个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陪母亲去了台北，登了阿里山，最后到了高雄舅舅家。

舅舅是退伍军人，比母亲长三岁，那年八十五岁。舅妈长期住院，儿子在美国，女儿在台北，平日里他一个人在家。大年三十、正月初一、初二，都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的。

那几天，我成了家里的保姆。每天买菜、做饭、洗碗、打扫卫生、通厕所，照顾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舅舅话不多，吃饭时总往母亲碗里夹菜。母亲笑他：“你自己吃。”他也不说话，还是夹。

看着两位老人脸上的笑，我心里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原来陪伴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2011年春节·非洲的眼睛

女儿卢星宇2009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立志一生不从政、不经商，做一位职业慈善家。她做的第一件慈善，是为非洲捐建希望小学，我捐资一亿元支持她。

2011年春节，我带着女儿和儿子去了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布隆迪。儿子那年十三岁，成了我们的义务摄影师，一路扛着相机。他拍了很多照片，有一张我印象很深：一间破旧的教室，黑板裂着缝，孩子们挤在一张长凳上，眼睛却亮得很。

我们不是去观光旅游，是去考察当地教育状况，实地走访建学校的地点。后来援助扩展到坦桑尼亚和纳米比亚，最终在非洲建成二十三所希望小学。

二十多天里，我们去了许多偏僻农村，一路并不轻松。当地流行疟疾，恶性疟疾凶险异常，一旦发展成脑疟，足以致命。还有一种让人昏睡不醒的怪病——夜里一旦被携带病源的采采蝇叮咬，有些人第二天就再也醒不过来。途中我们还遭遇过一次车祸，幸好大家都系了安全带，只受了轻伤。

后来女儿再去非洲建学校时，在肯尼亚感染疟疾，病情危急，被紧急送进医院抢救。幸亏当地总理和副总统及时相助，她才脱离危险。

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2011年8月，我们这项国际慈善工程，在“郭美美”舆论事件中无辜躺枪。我们被部分网民误解、被部分媒体质疑，更有竞争对手借机抹黑攻击，我和女儿甚至被恶意诋毁，被扣上“卖国贼”“骗子”的污名，遭受铺天盖地的人身攻击。

整整四个月的谩骂与非议，公司无法正常经营，一度濒临倒下。直到当年12月，民政部、央视及三十多家主流媒体为我们颁奖正名，企业才得以浴火重生。

纵使受尽委屈，我们从未放弃慈善之路。哪怕在被全网非议的四个月里，我们也始终坚守初心、未曾停步。因为我始终坚信：慈善永远是圣坛，而不是祭坛。

孩子们跟着我一路走、一路看。他们第一次真正明白，父亲常说的“做好事”从来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也不仅仅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条要走很远、历经艰险、甚至受尽委屈，却依然值得坚守的路。

那三个春节，我们不是在过节，而是在走路——

一条路通向废墟中的乡亲，一条路通向血脉中的亲人，一条路通向遥远大陆上那些素未谋面的孩子。

我常想，什么叫传承？不只是把财产交给孩子，更重要的是把一颗善心播种到孩子的心田。让他们看见苦难，让他们学会给予，让他们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但值得走。

那三个春节，我虽然没有跟孩子们在温暖的家中团年，但是我给了他们最贵的新年礼物——不是红包，而是一条路，一条难而正确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