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陆承辉律师：论虚假诉讼的多维危害及其治理要义

摘要：

虚假诉讼，俗称 “打假官司”，是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等方式提起民事诉讼，借助司法裁判、调解、执行程序牟取非法利益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虚假诉讼罪。虚假诉讼披着合法诉讼的外衣，隐蔽性强、传导链条长，其危害早已超越个案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对司法公信力、案外人财产权益、市场交易秩序、社会诚信体系乃至国家治理秩序的多重冲击，被称为侵蚀法治根基的 “司法毒瘤”。厘清虚假诉讼的危害层次，是构建源头防范、过程识别、事后追责一体化治理机制的前提。

民事诉讼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平等主体之间真实的民事争议提供中立、权威的纠纷解决渠道，定分止争、实现权利救济。诚实信用原则是民事诉讼的帝王原则，是诉讼程序正当运行的基石。但在司法实践中，部分主体背离诚信底线，利用诉讼程序规则漏洞，炮制无真实争议的虚假案件：虚构民间借贷、虚构买卖合同、虚假以物抵债、破产程序中虚报债权、离婚诉讼中转移财产、执行异议之诉阻却执行等情形持续多发，甚至形成中介、代理、当事人相互勾连的利益链条。虚假诉讼不是简单的 “撒谎”，而是对国家公权力程序的恶意劫持，其危害具备系统性、传导性，需要从个体、司法、市场、社会治理四个维度予以审视。

虚假诉讼最直观的后果，是对不知情案外人、债权人、其他利害关系人财产权益的不法侵害。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的双方对抗，大量虚假诉讼属于双方恶意串通，原被告之间并无实质争议，目的在于通过调解书、判决书确权，转移、查封、分配财产，架空真实权利人的权利。

在执行领域，虚假债权优先参与分配，会稀释真实债权人的受偿比例，甚至导致真实债权全部落空；在离婚、分家析产类虚假诉讼中，串通一方虚构债务，将个人债务包装为夫妻共同债务，侵害配偶财产；在不动产交易、建设工程领域，借助虚假确权，阻却房屋过户、查封标的物，破坏在先权利人的物权期待权。 此类侵害存在救济滞后、举证困难的特点：案外人往往在财产被处置完毕后才知晓虚假诉讼存在，启动第三人撤销之诉、再审、执行异议之诉的维权周期长、取证成本极高，部分财产已经流转，损失难以追回。即便后续裁判被撤销，也极易形成长期涉访、涉诉矛盾，衍生次生纠纷。

司法资源属于公共稀缺资源，法院的审判、保全、执行力量，应当用于化解真实矛盾。虚假诉讼将无争议的虚假案件送入诉讼渠道，从立案、送达、开庭、调解、保全，直至强制执行、再审纠错、检察监督，全流程占用审判资源。

第1， 虚假诉讼增加一线审判识别压力。虚假案件往往证据形式完备、当事人配合度高，法官需要额外投入精力核查资金流水、交易背景、履行细节，抬高案件审查成本，挤占其他真实案件的审理时限，加剧案多人少矛盾。

第二，衍生连环程序，形成 “纠错成本”。虚假裁判生效之后，必然引发再审、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检察监督等纠错程序，一个虚假案件，往往带动多轮后续司法程序，形成资源的二次消耗。

第三，保全、强制措施被滥用。不少虚假诉讼同步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错误冻结案外人、企业账户、不动产，直接导致企业资金断流、经营停滞，产生额外的商誉损失与经营风险。

从程序法治角度，虚假诉讼本质上是对诉权的异化与滥用：诉权是公民的法定权利，但诉权行使以存在真实争议为边界，以捏造事实启动诉讼，是对诉讼制度功能的根本性扭曲，扰乱立案、审判、调解、执行全链条秩序中国长安网。

司法公信力是法治社会的基石，公众之所以服从裁判，根源在于相信法院裁判建立在客观事实、公正程序之上。虚假诉讼的特殊破坏力在于：它利用司法机关的中立程序，产出一份具备强制执行力的错误法律文书，让国家审判权成为不法牟利的工具。 当群众发现，法院出具的调解书、判决书可以被串通伪造、用来侵占他人财产时，公众对 “裁判即公正” 的信赖就会受损。普通民众难以区分合法诉讼与虚假诉讼，一旦虚假裁判被曝光，容易形成 “打官司可以造假、法律可以被收买” 的负面认知，削弱人民法院作为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社会认同。 相较于个案财产损失，公信力损害属于无形、长期、修复难度极大的损害。如果虚假诉讼高发多发，会持续弱化裁判的既判力权威，损害诉讼制度本身的正当性，这也是最高法、最高检持续将虚假诉讼作为重点监督打击领域的根本原因。

市场经济以信用为基础，物权、债权、担保、交易安排，均建立在法律文书真实有效的预期之上。虚假诉讼的泛滥，会从底层破坏交易安全：交易主体无法仅凭生效裁判文书、确权文书判断财产权属与负债情况，登记公信力、裁判文书公信力双双打折，交易的调查成本、风控成本显著抬升。 在企业经营、破产清算、投融资场景中，虚假债权申报、虚假抵债，会破坏破产财产分配秩序，侵害投资人、职工债权人利益，助长逃废债风气，形成 “老实人吃亏、造假者获利” 的逆向激励。 更长远看，虚假诉讼持续冲击民事诉讼的诚信原则。诉讼本身具有行为指引功能，当串通造假能够低成本换取财产利益，会传导错误示范，降低全社会对诚信义务的敬畏，动摇整个社会诚信体系与公序良俗。诚信是法治与市场的共同底座，虚假诉讼的蔓延，会形成 “失信有利” 的不良导向，侵蚀社会治理的软基础。

近年来，虚假诉讼出现向公共领域蔓延的新趋势，不再局限于私人财产争夺。部分行为人通过虚假诉讼，规避限购、土地、公积金、财税、社会保障等监管政策，实现政策套利：虚构交易获取购房资格、违规提取公积金、规避税费、套取补贴，甚至在征地拆迁、国资处置领域，通过虚假确权套取补偿款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该类虚假诉讼的危害，已经超出私人之间的纠纷范畴，直接消解宏观调控、行业监管的实施效果，破坏行政管理秩序，甚至积累区域性、行业性风险，损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部分涉众型虚假诉讼还会诱发群体性风险，影响社会稳定。

正视虚假诉讼的多重危害，需要坚持惩戒与预防并重、民事规制、检察监督、刑事打击协同发力。在前端，完善立案识别预警机制，对民间借贷、以物抵债、执行异议、破产债权申报等高风险案件强化实质审查，重点核查资金交付、交易背景、利害关系；中端严格落实诚信诉讼告知、虚假陈述处罚、罚款、拘留等民事制裁；后端畅通案外人救济渠道，强化检察机关对虚假裁判、虚假调解的民事监督；对情节严重、符合入罪标准的，依法以虚假诉讼罪追究刑事责任，斩断黑中介、代理人、当事人的利益链条。 同时，治理不能仅依靠事后追责，还需要推动诚信诉讼常态化建设，强化失信惩戒联动，将虚假诉讼违法行为纳入信用惩戒，提高失信成本，引导全社会树立 “诉讼不可造假、裁判不容买卖” 的法治共识。

虚假诉讼的危害，是由表及里、层层递进的：表层侵害私人财产，中层消耗司法资源、扰乱诉讼秩序，核心侵蚀司法公信，深层瓦解市场信用，进一步延伸至损害公共利益与治理秩序。它不是孤立的违法个案，而是对民事诉讼制度价值、法治根基的持续挑战。只有持续保持高压整治，完善识别、救济、追责机制，才能守住诚实信用底线，维护司法公正，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夯实法治社会赖以存续的信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