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2月，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刘亚楼抵达后，林彪破例走出门去迎接。这一幕看似只是上下级见面，背后却有一层特殊意味：两人早在红军时期便相识，刘亚楼又在苏联军队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度过多年，东北战场正需要这样一位熟悉现代参谋体系的人。
林彪见到他后，对身边人说：“有了刘亚楼，司令部的工作会大不一样。”后来，他还评价刘亚楼“一个顶三个参谋长”。这不是客套话，而是对能力的判断。
刘亚楼1910年出生于福建武平一户贫苦农家。出生第二天，母亲便病逝。由于家境窘迫，父亲只得将他过继给别人。养父母发现孩子聪明好学，宁愿让自家孩子少读书，也要供他继续求学。
这段经历改变了刘亚楼的人生。他读完中学，还曾在崇德小学任教。乱世中的学校并不只是读书的地方，进步思想也在青年学生中传播。1929年，刘亚楼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闽西游击队，从普通战士做起。
他打仗有股硬劲，学习也不含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亚楼先后担任基层指挥员，逐渐成长为红军骨干。长征结束时，他已经是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也正是在红一军团工作期间，他进入林彪的视野。
1936年6月，刘亚楼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校长正是林彪。刘亚楼善于把战斗经验整理成条理清楚的作战办法，林彪对他的印象由此加深。红军大学迁往延安并改称抗日军政大学后，刘亚楼又担任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开始接触大规模军事教育和参谋管理。
1939年，刘亚楼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个决定，与林彪的推荐有直接关系。伏龙芝军事学院重视战役组织、兵种协同和参谋制度，课程要求严格，俄语又是一道难关。
刘亚楼没有因为语言问题退缩。他一边学习俄语，一边钻研军事教材，很快适应了训练节奏。林彪后来赴苏联养伤期间，刘亚楼还在生活上给予照料。两人既是上下级，也形成了彼此信任的战友关系。
苏德战争爆发后，刘亚楼的学习转入战场实践。他毕业后被安排进入苏联红军实习，参加卫国战争，并获得少校军衔。苏联方面一度希望他留下工作，但刘亚楼始终惦记国内局势，回国愿望十分强烈。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刘亚楼随军进入东北，参与有关工作。此时，他离开中国已经约6年。多年在苏联接受的训练，使他对军队编制、情报传递、地图测绘和战役协同有了系统认识。
东北局势复杂，部队来源多，作战任务重，司令部建设尤其薄弱。刘亚楼到任后，没有停留在一般事务上，而是重新整理参谋机构，推动参谋人员训练。他翻译苏联红军参谋训练方面的材料，供东北民主联军参谋人员学习。
有意思的是，刘亚楼还推动建立测绘学校。过去一些部队打仗，地图不全、标注不准，往往影响行军和部署。测绘工作看似琐碎，却直接关系到大兵团作战。刘亚楼抓住这些基础环节，逐步提高了东北部队的指挥效率。
此后，东北民主联军发展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电文中常见“林罗刘”的署名。林彪负责全局指挥，罗荣桓负责政治工作，刘亚楼则承担大量作战组织与司令部运转事务。三人的分工，使东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指挥体系。
刘亚楼并非只会做参谋工作。平津战役中，他参与制定和组织天津方向的作战，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攻击，天津守军防线很快被突破。战斗从1949年1月14日开始，至1月15日天津解放，历时约29小时。大兵团作战中，命令传达、部队衔接和火力配合都必须极其紧密。
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承担的任务再次变化。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开始筹建新中国空军。东北航校时期积累的经验，苏联学习和实习期间形成的认识，都转化为建设空军的基础。
1955年授衔时，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有人认为，以他的资历和贡献，军衔还可以更高；但授衔要综合考察革命经历、战场贡献和历史时期，不能只看职务高低。林彪也曾向毛泽东写信，提到刘亚楼在红军时期的贡献，希望对相关情况予以充分考虑。
长期高强度工作，使刘亚楼的身体逐渐恶化。1964年访问苏联期间，他已经出现明显不适，却仍牵挂尚未完成的工作。检查发现时，病情已经很重。1965年，刘亚楼因病逝世，终年55岁。此时，距离他担任新中国空军司令员，还不到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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