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9月,太原,薄一波、赵戴文、续范亭等人参与推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这个团体最初打出的旗帜,是发动民众、训练干部、组织抗日。它并非一支单纯的武装,却在山西抗战格局中发挥了特殊作用。
当时的山西,地方势力复杂,民众缺乏组织,抗日力量也十分分散。牺盟会借助公开身份开展宣传、动员和训练,把一批青年学生、教师、地方干部吸收到抗战队伍中。薄一波担任牺盟会总会常务秘书后,尤其重视基层组织建设。
有意思的是,牺盟会留下的影响,并不只体现在组织本身。许多成员后来进入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地方政权,逐渐从群众工作转向军事、政务、经济等不同岗位。武光汤就是其中较早承担地方治理任务的一人。
武光汤是山西长治人,早年在武乡县从事教育工作,1933年参加革命。进入牺盟会后,他担任执行委员,长期参与抗日统战和基层政权建设。抗战时期,他既做过武乡县抗日民主县长,也在太行行署担任秘书主任。
这种经历很能说明牺盟会干部的特点:不能只会宣传,还要能处理粮食、兵员、交通和地方关系。1939年牺盟会因形势变化停止活动后,武光汤随薄一波转入太行根据地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山西省副省长、农业厅厅长,1985年4月15日在太原病逝,享年77岁。
杨文安走的是军事路线。山西芮城人,抗战期间曾任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游击第三支队支队长、山西新军教导大队长。牺盟会停止活动后,他转入八路军系统,担任晋绥分区参谋长,后又在西北野战军任职。
1955年军队体制调整后,杨文安出任防空军高炮指挥部参谋长。这个岗位看似远离早年的地方动员,却与他在战火中形成的组织、指挥经验密切相关。1967年,他因病逝世,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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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声则兼具后勤、政务和宣传工作的经验。山西翼城人,牺盟会成立时,他负责牺盟岢岚中心区的后勤事务,后来担任晋西北区办事处主任。对当时的抗战组织而言,后勤并非幕后杂务,而是维持队伍运转的根本。
1939年以后,张国声转入晋绥军区和地方党政系统,担任过中共晋绥分局有关地区的领导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青海工作,参与主持土改、剿匪和地方建设。1997年6月6日,他在海口病逝,享年85岁。
在这些人中,胡亦民的经历与辽宁联系最深。他是牺盟会中的政工骨干,曾任晋南保安第五支队政委、雁北军区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雁北支队政委。抗战后期,他转赴东北,参与地方党政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胡亦民历任辽宁省委秘书长、辽宁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等职,后来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成为从山西牺盟会走出的省级主要领导干部。2010年3月29日,他在沈阳病逝,享年9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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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荫冠的长处,集中体现在经济和工业建设方面。他是山西兴县人,毕业于清华大学,抗战时期先后在晋西北、晋绥边区和晋中地区工作,担任过行政公署副主任、贸易局长、行署主任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牛荫冠参与工业和商业管理,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等职。在沈阳重工业建设中,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参与推动螺旋桨飞机发动机及喷气式战斗机相关工业的发展。1992年5月10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王磊并非山西籍,却在牺盟会和晋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中留下了清晰印记。他是山东掖县人,参加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曾任灵石县县长、洪赵县县委组织部长、晋绥行署贸易局副局长和西北农民银行副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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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物资流通直接关系部队给养和根据地稳定。王磊长期负责贸易、金融和行政事务,积累了丰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商业部部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1994年10月4日,他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姚登山是山西襄汾人,早年在山西新军中任职,曾任决死纵队支队长、山西新军第二一三旅中队长,并担任过曲襄县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转入人民解放军,后来任工程兵第十团团长。
值得一提的是,姚登山后来还在外交部门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担任过外交部总务司副司长。军队、地方和机关工作的转换,反映出那一代干部所面对的实际需要:哪里缺人,就到哪里去。1998年,他因病在北京病逝,享年80岁。
牺盟会于1939年因阎锡山方面的压力而停止活动,但它培养出的干部并未就此消失。有人走进军队,有人留在地方,有人负责财政贸易,也有人进入工业和外交系统。七个人的道路各不相同,源头却都能追溯到抗战初期山西那场广泛的群众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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