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企，厂长半年后再出山创业

1986 年 8 月 25 日上午，时任《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郑鸣在沈阳一家破产工厂的门口停住了。

他是8 月下旬从西安连夜赶到沈阳，要拍一条新闻：新中国第一家破产工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的职工排队领救济金的场面。

来之前郑鸣想象过那个场面，以为那大概是一家像首钢那样的大厂，上千名工人排成长队。可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平房院落，面积还不如北京一座四合院大。

他在门口站着，心里嘀咕了一句：

“这破地儿能拍什么片子。”

进门右手边的平房里，传出了争吵声。

图|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厂长石永阶（左）在该厂破产后到厂里领救济金证（资料照片）

郑鸣走过去，看见了里面正在吵的那个人，他是这家厂的原厂长，叫石永阶。

他那天是来办救济金证的，保险公司的人告诉他：

“你的问题还在调查，暂时不能发。”

石永阶一听，先是大发了一通火，然后坐到保险公司办公桌对面的窗边，掏出一支烟点着，开始抽闷烟。

郑鸣意识到：要把这个人拍下来。

为了不引起注意，他从屋里绕到屋外。窗前停着两辆自行车，其中一辆的后座上放着一只纸箱。他估了一下高度和角度，把傻瓜相机随手依托在纸箱上，眼睛没有看取景框，手指悄悄按下了快门。

两百多字，读了三分多钟

其实说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是新中国第一家破产的国有企业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是公有制的集体企业，只是后来人们习惯上称国有企业。

把时间往回拨二十二天。

1986 年 8 月 3 日，沈阳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宣读的是《沈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企业破产通告第 1 号》。通告只有两百多字，宣读花了三分多钟。

图|1986年8月3日，沈阳市政府宣布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新闻发布会现场

通告里写着：沈阳市防爆器械厂从即日起破产倒闭，收缴营业执照，取消银行账号。

这家厂有七十二名职工，资产三十万零二千元，负债五十万三千元，债权人二百一十九个。它已经连续亏损十年。

会场那天的安静，后来被好几个人反复描述过。

时任沈阳市体改办副主任韩耀先记得这样一个细节：

“一位老职工坐在下面抽烟，手一直在颤；点着之后，他把烟头调过来叼进了嘴里，直到把嘴烫着，才发现自己叼错了方向。”

那一年，"破产"两个字在中国还近乎一个禁忌。上上下下都在问同一句话：

“社会主义怎么会有破产？”

时间再往回倒一年。

1984年6月，一份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李长春的批示被送到了沈阳市政府集体经济办公室，当时韩耀先就在办公室里搞政策研究，很清楚的记得上面写了一句话：

“经营不好、不能够生存的企业，到底怎样处理，能否进行破产倒闭！最好拿出一个破产倒闭的规定。”

李长春之所以做出这个批示，是因为就在当年沈阳市有43个集体企业亏损严重，资不抵债。

图|韩耀先

韩耀先当时看了这份批示，内心既是高兴，又是忧虑，后来他回忆：

“最初，他的大脑中总是浮现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时期，工厂纷纷倒闭、破产，职工饥寒交迫、公司老板跳楼自杀的场面……家里人听说他要搞这个“让企业破产的规定”，也纷纷摇头。妻子劝他，你在社会主义搞破产，要是再来了运动，第一个批倒的，就是你！ ”

后来韩耀先进行了一番调研，拿出来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就是后来《破产倒闭规定》初稿。后来他根据李长春的指示，对这份初稿又进行了修改。

1985 年 2 月，沈阳市政府出台过一份《沈阳市关于城镇集体工业企业破产倒闭处理试行规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关于集体企业破产倒闭的地方性法规。

按这份规定：连续亏损两年、亏损额超过资产总额八成的企业，先给黄牌警告；一年整改之后仍然没有起色，就宣布破产。

这份规定出台之前，市委常委会上争过好几轮。先是有人说，破产办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

大家一查历史，古罗马时期就有了破产法的雏形；再一查，1909 年清末宣统年间还公布过一部《破产律》。

又有人说，公有制企业破产无法可依，政治风险太大。最后定下来的理由是：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沈阳是国家批准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具体怎么"劣汰"，国家也需要地方上有这么一块试验田。

后来有人问过，这个试点为什么能在沈阳推得下去。当时的回答被记在了 1987 年《半月谈》的一篇文章里：

“与中央保持一致，不是要我们只当传达室，而是要做"变压器"。”

同一张黄牌，发给了三家厂

法规有了，接下来得有人来试第一块石头。

沈阳市政府经过调研后，初步遴选了11家资不抵债、长期亏损的集体企业，后来又从这11家中，选出了三家。

他们分别是沈阳市五金铸造厂、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沈阳市第三农机厂。

图|破产前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

1985 年 8 月 3 日，沈阳市政府开了一场很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向这三家集体企业发出黄牌警告：限期一年整顿，逾期无力复苏者，将正式宣告破产。

当时在会上，三位厂长用颤抖的手接过了黄色封皮的《破产警戒通告》。

压力最大的那一位，是五金铸造厂的厂长周桂英。二十三万六千元的资产，三百多名工人的前途，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哭了一场，哭着说了一句话：

“听说国外有十几家报纸发了新闻，我丢人都丢到国外去了！”

哭完，她把全厂职工召集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责任全揽到自己身上：

"我干得不好，对不起大家了！现在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和你们捆在一起干，一年之内要让咱厂复苏。"

台上台下都哭了。

从那一天起，周桂英一年没睡过一个整觉，没歇过一个星期天。厂里上新产品缺钱，七八十名工人自己凑了八千三百元。

厂里要换下水道，雇人挖土方要六百元，工人们决定自己干，因为得横穿马路挖过去，只能夜里干。十冬腊月，天寒地冻，又下起大雪，小棉袄能拧出水来，没有一个人提夜班费。

一年后，五金铸造厂不亏了，还盈利一万五千元，破产警报解除。

沈阳市第三农机厂后来也幸运地渡过了难关。

只有防爆器械厂，真的倒了。

那么这一年，防爆器械厂在做什么。

沈阳防爆机械厂成立于1966年，原来是一个职工家属生产组，1983年的时候改称防爆机械厂。

据时任厂长的石永阶回忆：

“防爆器械厂的名字，都是我给起的，工厂那时候干得热火朝天，1983年一年，厂子已经干出了起色。可1984年后，厂子三天两头换主管单位，我稀里糊涂被‘退休’了下来…… ”

总的来看，沈阳防爆机械厂之所以起死回生失败，也有客观因素在。

这个厂成立二十多年，换过十任领导，隶属关系变过六次。工人当时的议论后来被记者记了下来：厂长和书记的工资关系都不在厂里，说走就走，厂子能办好？

图|沈阳市工商局人员在查对收缴的沈阳市防爆器械厂执照、印鉴等

被警告的这一年里，防爆器械厂上下并不着急。那一年它被沈阳汽车公司这个富厂"代管"着，坐领劳务费、加工费，日子过得还算滋润。

戴上"中国第一破产厂长"这顶帽子之后，石永阶说过一句很委屈的话：

“这个厂成立 20 多年换了那么多领导，这一棒子咋就抡到我脑袋上了？”

这句话不厚道，但也不完全是瞎说，二十多年里，从没有人认真计较过这家厂是亏还是盈。

不过他同样解释不了另一件事：同一张黄牌之下，周桂英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然后干了一年；这家厂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代管上，等了一年。

一年之后，一张黄牌变成了一纸通告。

这也解释了 8 月 25 日那天上午，石永阶为什么会坐在窗边抽闷烟。保险公司说他"问题正在调查"，因为在 8 月 3 日的发布会上还有一条：对造成这个厂破产的原因，将由"企业破产倒闭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追究。

不过，石永阶也很冤枉，因为就在厂子倒闭前，他其实就已经提前“退休”，不过人们后来还是叫他“第一破产厂厂长”

1986 年 9 月 3 日，郑鸣那张照片登在《中国青年报》头版上，标题叫《倒闭后的滋味》。

画面上有半只自行车车把，有正在办证的工人，有桌上放着一只印花暖瓶，左边是原厂长皱着眉、抽着闷烟的那张脸。照片配了这样一段说明：

“正在抽闷烟的是原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厂长石永阶。……他在这里当过近两年厂长，此时此刻，不知他心里是啥滋味？”

照片登出之后，海内外的转载一发不可收拾，那位厂长一夜之间名闻全国。

图|1986年9月，沈阳市防爆器械厂资产整体出售签字仪式现场

而在照片拍下之前，厂门口已经挂过一样东西。破产的消息传出去，情绪激动的工人把一只花圈挂在了厂子的大门上，还有人吵着要给厂长判刑。

石永阶那段日子过得十分艰难：

“我有半个月没出门……一听说破产了，回家吃饭也吃不好，上厂子，我一步不迈这个厂门口，我走到门口我都不进去。”

工厂里的人后来去了哪儿？

沈阳防爆机械厂破产以后，里面的工人都哪儿去了？

根据那份破产通告上：

“职工由劳动部门按待业人员管理、培训和组织就业，同时鼓励自谋职业。”

其中具体的办法是，待业之后的半年内，每月领取原基本工资的 75%；从第七个月起的两年内，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破产社会救济金。重新就业或自谋职业之后，救济金停止发放。

车工张希永记得破产那天的声音。他说：

“当大铁门咣当一声关上，贴上封条那一刻，工友们心里都咯噔一下。”

张希永后来走上了文艺这条路，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喜剧演员。技工徐长生凭本事考进了沈阳一家大企业，当上钳工班班长，连续几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至于厂长石永阶，他则是在家里猫了半年多，当时外界有报道说他病了，但据他自己说，他没有病，因为工厂里的工人都住在一个院里，他怕一出门就见到工厂里的工人、

也许是痛定思痛，石永阶决定再出山，他借了一千五百块钱，去旧货市场买了一台旧车床，带着全家干起了老本行，厂名叫长城电器开关厂，就开在倒闭那家厂子的对面。

为了把事业干大，石永阶还专门开了个家庭会议，宣布一家人今后不吃肉了，改吃豆腐。

石永阶的“二次创业”获得了很大成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批下岗工人再创业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不仅如此，石永阶还顺手办起了一个豆腐坊。当年指着他鼻子骂他"无能"的工人，后来开着小轿车来他这儿买豆腐。

图|沈阳市防爆器械厂原址，现已是居民楼

1986 年底，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这份法律的蓝本和基础，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破产案。

2006 年 8 月 2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正式通过。

从第一张黄牌算起，中间走了二十一年。

韩耀先后来调到了沈阳市经贸委任副主任，同时兼任沈阳市国有企业兼并破产办公室主任，十几年工作下来，被韩耀先送走的超过了一百家。

当时还有沈阳市的领导打趣：

“人家别的官员到企业去，是送喜，你一去，就是要破产，就是给人送葬呢，干脆叫你送葬队长得了！”

有意思的是，随着后来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于一家企业破产已经不是那么稀奇，10年后，当沈阳市一家中型企业宣布破产时，台上台下不再是一片哭声，而是阵阵掌声。

韩耀先和石永阶后来也成为很好的朋友。

1999 年 10 月 28 日，韩耀先和石永阶在北京天安门前拍了一张合影。

图|石永阶

2008 年秋天，记者再去沈阳。石永阶住在皇姑区塔湾街的向阳社区，那里就是沈阳防爆器械厂的原址。

二十二年过去，那片小区里已经找不到这家工厂的任何痕迹。八十一岁的老厂长那时候有件新的活儿：替当年那些工人办医保，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着一串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