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住诚意，相信相随不相疑

*本文为《半月谈》2026年第20期内容

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受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长征沿途部分民族群众一度听信妖魔化谣言，纷纷躲进深山，以惶恐而冷漠的目光，望着那支陌生的队伍从村寨经过。然而，在红军到来之后，各族群众对红军的认知和态度发生极大转变，从最初的疑惧和躲避，转向信赖和支持。

他们开始下山、开门、伸出双手。从捐出一双草鞋到献出一斗青稞，从拆下一块门板到撑起一叶渡船，从歃血为盟到送儿参军，各族群众用多种方式表达对红军的支持和援助，接住了这支人民军队递来的拳拳诚意。

转变是如何发生的？或许是发生在一系列丰满的细节里：发现红军借宿过的自家院子，家当一件未少，即使个别东西被暂借，要么留下了银元，要么留下了借条……人们逐渐醒悟到，这是一支可亲可信可敬可交的友好队伍，与以往所见过的旧军队完全两样。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

开仓筹粮，粒粒皆民心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的展厅里，一只当年装粮的牛皮口袋如今是馆里的镇馆之宝。这只牛皮口袋里，装过松赞林寺开仓给红军筹来的青稞，成为那段岁月留下的实物注脚。

而故事的起点，源自恐惧。受国民党散布的谣言蛊惑，在香格里拉小中甸，江初农布的父辈们逃进大山，远远地望着自家屋前的小路；红军到来前，云南丽江石鼓镇的居民大都上了山，和学义一家在山里躲了三天三夜……几乎每一位亲历者后人的讲述，都从“跑”字打开话匣子。

转折，从一粒粮食开始。

1935年11月，红二、红六军团1.7万多人从湖南桑植县出发开始长征，1936年4月底来到云南中甸。被国民党委任为“江防指挥”的当地头人汪学鼎，率僧俗民团在干岩房设伏阻击，红军参谋长高利国和十几位红军战士牺牲。但红军没有报复，而是贴出布告、露宿街头、公平交易，秋毫不犯。松赞林寺由此受到震动。

迪庆红军长征博物馆馆长潘高原向半月谈记者细述了此后的进程：寺院管事夏那古瓦受“八大老僧”委派进城探虚实，军团长贺龙亲自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宗旨主张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于是，松赞林寺作出决定：配合红军，开仓借粮。5月1日，夏那古瓦等8名代表手捧哈达、背着青稞酒和糌粑、赶着16头牦牛，进城慰问红军。

后来，就有了那场被载入史册的“开仓放粮”。在迪庆州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余树生等人的带领下，半月谈记者实地踏访了松赞林寺的粮仓旧址。岁月悠悠，粮仓废弃已久，但基本构架仍保存至今。“松赞林寺一举打开了3个粮仓，6万多斤青稞倾仓而出。连同古城的藏团、汉团、商号一起，中甸全县为红军筹粮共10多万斤。红军一律以现金按价照付。”余树生说，贺龙还亲赴松赞林寺答谢，向寺院赠送了“兴盛番族”锦幛。

云南迪庆州松赞林寺当年开仓放粮的粮仓入口及仓库遗迹 周清印 摄

粮仓开，人心齐。“通过广泛宣传，藏族群众陆续回家。”潘高原回忆，“许多妇女主动为部队背水、扫地、磨青稞、缝补衣服、安排食宿。后续部队进城时，群众自觉集队到南门欢迎。”

红军在松赞林寺存粮的地方 李建发 摄

“正当刍秣皆空日，犹是青稞未熟时。一举倾仓数千斗，雪山北望送雄狮。”在丽江古城，这场“人心密码”的故事，以另一番景象上演。丽江是红军入藏前的最后补给站，前方是雪山草地，衣物需求极大。红二、红六军团停留期间，古城34名裁缝放下自家生计，连夜为红军赶制衣帽粮袋；58位妇女为部队担任炊事员……在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馆长杨志坚指着展墙上的一帧帧老照片，向半月谈记者娓娓讲述背后的一个个感人故事。

在四川凉山州，这个清单更长。中央红军过境不到一个月，各族群众提供粮食400万斤以上，还有几百匹建昌马。这种矮脚马驮着物资翻雪山、过草地，曾得到朱德总司令的赞誉。

在云南寻甸柯渡镇，回族群众认定“红军是自己的亲人”，踊跃为红军挑柴、做饭、打草鞋。此外，救护红军伤病员，帮助其躲避敌人的搜查，也成了当地群众的秘密举动。

红军长征柯渡纪念馆讲解员高帆向半月谈记者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红军小号手高金奎在鸡街一带被敌机炸弹炸伤，这个满脸是血的娃娃兵慌乱中摸到朱庄子村一户农家敲门。开门的是朱世光的母亲，她把高金奎悄悄带进屋后的竹林，罩上一口大铁锅，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国共两种力量的比较中，各族群众认清了哪一支队伍值得信任，可以托付。贵州黔南州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东对半月谈记者分析这种信任的来源：“根本的原因，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民族地区老百姓尤其是‘干人’的迫害之深，让他们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所以，他们从内心深处拥护共产党，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带他们摆脱苦难，走上一条康庄大道。”

撑船摆渡，夜夜涉骇浪

江西于都，作为“地球的红飘带”的起始点闻名世界。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默默矗立在于都河畔，铭记着烽火岁月里军民同舟共济的秘密壮举。

为协助即将远征的中央红军渡过湍流暗涌的于都河，于都沿岸百姓纷纷献出家中渔船，有的人家还捐出自家门板、床板、棺材板等木料用来架桥。当时，敌人的飞机时常在于都上空盘旋，中央红军将士白天隐蔽在林间，于都百姓夜晚协助抢搭浮桥，供红军夜间渡河，次日凌晨再迅速拆除浮桥。中央红军主力渡河期间，于都河上的5座浮桥先后架桥、拆桥15次。集中渡河历时4个夜晚。红军撤离后，30万于都百姓不露风声，共同守护着红军夜渡远征的重大战略秘密，敌军始终浑无察觉。

半月谈记者调研中发现，这样的抢渡共济义举，也在多个民族聚居区次第上演。

金沙水拍，渡江紧急。驻扎在凉山的红军“每天只能喝两顿稀饭”，却杀猪宰羊优待船工。“于是，大凉山的船工们人人愿为红军渡江出力。”凉山州史志办年鉴科科长罗艳介绍，“在临时船长张朝寿的带领下，37名船工分成两班，昼夜划船，为中央红军顺利巧渡金沙江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丽江石鼓镇，金沙江在这里拐出万里长江第一湾。江边的纪念广场上，一座名为《金沙水暖》的雕塑已立了多年——一名红军战士紧握住船工的手。

90年前，一支队伍来到这个江湾。抵达石鼓之前，这支队伍刚在寻甸一带打完一场阻击战。丽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姚智渊介绍，1936年4月7日，红二、红六军团集结于柯渡、可郎地区，9日由红二军团红6师负责在六甲地区阻击滇军，掩护主力转移。经过一天的英勇战斗，红二军团红6师打退紧追不舍的滇军，为全军赢得调整部署必需的时间。4月25日，红二、红六军团抵达石鼓渡口。

野渡无人更无舸，金沙多碛又多弯。四顾茫茫，船在哪里？国民党此前强令沉船毁筏。红军长征过丽江纪念馆副馆长张学文向半月谈记者还原了当时的情景：沿着从石鼓到巨甸的江岸，红军找到并启用了木瓜寨、木取独、士可等5个渡口，但能找到的船不过区区几条，一条大船一次最多能载四五十人，其余全靠木筏、木排。“全军就是这样渡过去的。”张学文一字一顿，“对红军来讲，渡江就是生存。”

半月谈记者在寻访当年渡口时，偶然翻阅到船工和学义的儿子写于1996年的家书。这封家书由和学义的孙子和士林珍藏至今。家书写道：一个曾被国民党关押在丽江城里的尹姓百姓获释后，主动给红军带路，直接到木瓜寨找到了老船工和万育，把沉船捞起。此后几天，和学义接过舵把。起初，他领着妹妹装病睡在床上，暗中观察这支队伍，发现这些人真是些好人，主动帮他家挑水。当红军问他会不会划船，他爽快地回答：会。就这样，从4月25日夜开始，木瓜寨的船工们开始昼夜不停地摆渡。

石鼓村的年庚华老人今年80岁，他记得父亲年震时常讲起：当年红军队伍里，有些人“还戴着眼镜，看样子是一些文化人”。“在旧时人的经验里，戴眼镜的军人与烧杀的兵痞，属于两个世界。”他说。

1万多名红军战士渡江，谈何容易？4月27日中午，士可渡口，老船工周长寿掌舵的木船因超重在江心沉没，船工们奋力救起一些战士，但多数战士被急流卷走牺牲，周长寿也献出了生命。

而在贵州黎平少寨村，一段红军桥的英勇故事传颂至今。红军先头部队1934年12月15日过少寨，发现八舟河上原有木桥已被国民党拆毁，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过。村中几位老人一招呼，村民从自家卸下杉木门板、床板，与红军战士一起连夜架桥。在黔地民居里，门板是一个家的脸面。这座桥被村民沿用至今，被称为红军桥。

贵州黎平县少寨红军桥沿用至今 周清印 摄

半月谈记者在少寨村见到75岁的吴锡焰老人，他的祖辈当年参与了架桥。老人当过多年村支书，也是这座桥的义务讲解员。几十年来，他向一拨拨来访者深情讲述门板铺桥的往事。风波九秩垂垂老，犹挺中流未折腰。这座桥依然横在八舟河上，虽无卧虹之势，但始终连着几辈村民的心。

这样的红军桥，在福建长汀、四川江油、重庆綦江等地，还有不少。

血浓于水，依依两结盟

情到浓处订山盟。在工农红军与长征沿途各族群众的交往史中，结盟是一种最特别、最庄重的方式。

陆瑞光的孙女陆顺平至今犹记当年姑妈讲过，红三军团进驻贵州镇宁县弄染寨时，陆瑞光的戒心还没完全放下。这支布依族武装首领的来路，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为报家仇，18岁的陆瑞光拉起队伍，聚众上千，抗捐抗税，深受布依寨子的拥戴。因为被军阀“改剿为抚”的把戏欺骗过，陆瑞光对一切“招安”保持着警惕。

红三军团首长彭德怀、杨尚昆三顾弄染，最终换来1935年4月16日晚的结盟。据镇宁县史志办主任陈廷才的讲述，当晚的弄染寨像过节一样：两位红军首长按布依族风俗坐在上、下首位，陆瑞光和贴身弟兄左右相陪，妻子在席前添菜敬酒；寨里的布依族同胞摆出喷香的腊肉、狗肉和甑子饭，篝火染红夜空。双方订立了“反蒋介石、反王家烈、反犹国才、反国民党苛捐什税”的作战协定。

三顾归心竞盟歃，一麾指路即追从！翌日拂晓，红军开拔，陆瑞光送了一程又一程，表示愿追随红军北上抗日，只因弟兄们都有家室，需回家安排后再追部队。

在弄染结盟发生一个多月后，一场仪式更庄重、影响更巨大的生死结盟在四川冕宁县的彝海举行。彝海畔保留的三块石头，见证了当年彝海结盟仪式。讲解员瞿梦丽把半月谈记者带到石头前，讲起1935年5月22日那个下午：彝海畔，先遣队司令刘伯承和果基家支头人小叶丹相向而坐，现场宰杀一只大红公鸡，鸡血滴于碗中。没有酒，就舀起湖水代替。刘伯承举碗起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同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小叶丹随后举碗：“我小叶丹同刘司令员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此鸡一样死！”两人一饮而尽。

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授予小叶丹，还把自己的左轮手枪相赠；小叶丹则把心爱的大骡子送给刘伯承。彝海结盟的成功，为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的包围圈、成功抢渡大渡河争取了宝贵时间。

后来的岁月里，小叶丹以“沽鸡支队”的名义在彝区坚持斗争。国民党靖边司令邓秀廷曾以“私通红军”的罪名相胁迫，小叶丹拒不交出那面旗帜。在小叶丹牺牲后，他的妻子接过旗帜，把它缝进彝族妇女百褶裙的夹层。这面旗帜，现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其色虽褪，荣光永存。

在中共党史上，彝海结盟被公认为红军长征途中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典范，是促进民族团结的一次创新探索和伟大胜利。在冕宁县史志办原主任王大钊看来，这是中国革命三大法宝之一——统一战线的经典实践，那份盟约汲取了“桃园结义”等传统文化因素并加以升华，“其他国家是没有同样的东西的”。

两场结盟，基于同一种策略和智慧：红军没有要求对方改变本民族的规矩，而是坐进对方的规矩里：在弄染，红军首长按布依族的风俗坐上、下首位；在彝海，刘伯承按彝家最郑重的方式喝血酒、认兄弟。交往的智慧，就藏在这种平等、尊重、包容和互信里。

90多年后，小叶丹的孙女果基出比木已年过七旬。果基出比木的儿媳沈你哈么说，这些故事，奶奶讲给婆婆，婆婆又讲给她们，“一代代口耳相传”。去年红军长征入川90周年，刘伯承的后人还专程到小叶丹后人家中探望，两家后辈围坐在一起，再叙“骨肉情”。

在弄染寨，那棵见证结盟的“结盟树”树龄已逾百年，依然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在当地布依族村民眼里，各民族就像这棵树，根须缠绕，谁也离不开谁。

追随红军，赳赳万里行

当信任积攒充足，一部分民族地区的群众做出了最大胆的决定：追随队伍，从军远征。

长征途中，各大军团边行军边打仗边扩红。红二、红六军团到达贵州黔西县、大定县、毕节县等地以后，扩大红军5000多人，及时补充了兵员。在黔东南州，至今流传着一首民歌，反映出当年苗寨扩红热潮：甲戌红军来苗寨，和我苗家心一条；誓死跟着红军走，革命胜利在今朝。

在四川西昌，半月谈记者见到王莹时，她已从凉山州侨联主席的岗位上退休。当年红军过越西时，她的父亲王海民（彝族名字叫阿尔木呷）参加了红军队伍。王海民为反抗军阀剥削参加了一场起义，但很快被镇压，有家难回。1935年5月，东躲西藏的他偶然听说山下来了“一支头上有五角星的队伍”。王海民带着60多个伙伴下了山，看见的是开仓放粮、打开监狱。

“我父亲起初就想得到一支枪，继续和军阀打。”王莹说，“但几天之后，他认定这是一支专门替穷人做主的队伍，一定得跟着走。”就这样，越西报名参军的人里，彝族有好几百个，加上汉族青年共1000多人。为照顾语言和生活习惯，红军决定成立单独的连队——彝民连。

漫漫征途险象丛生，生存考验挑战极限。有的人跟着队伍走到底，更多的人没能走远。目睹红九军团一位姓王的连长惨遭反动派杀害后，黔东南州侗族群众杨和钧决心继承王连长的遗志，两次北上寻找红军，并写下诗句“寻觅那光辉绚烂的红日”，结果半途中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于边沙风雨桥下；长征后期，部队进入甘南回民聚居区，熟悉风俗的柯渡回民班被派作尖刀班，冲在腊子口战役的最前面，战斗结束清点人数，13名回族青年只剩下班长毕发斗；来自云南丽江的14名参军青年，一路英勇奋战，最终有3人成功到达陕北……

“索玛花儿一朵朵，红军从咱家乡过。”90年过去，这支铁军用血迹斑斑的双脚丈量出的民族团结和互信，在石榴籽般紧抱的寨子里、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家园里，继续绵延生长。

半月谈记者： 周清印 李建发 李黔渝 薛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