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90周年：山河镌刻信仰，征途映照初心 | 新京报社论

▲四川省松潘县川主寺镇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图/中共阿坝州委宣传部

“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央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于都集结出发，踏上漫漫征途。以此为起点，两年间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跨越十余省、翻越40余座高山险峰、渡过近百条江河，历经无数浴血苦战，终于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长征，早已超越一段行军里程，成为用鲜血与生命铸就的壮丽史诗，见证党、军队与民族在绝境中的精神淬炼。

当围追堵截将生存空间压缩到极致，当每一次渡河、每一座雪山、每一片草地都可能成为终点，这支队伍用长途跋涉证明：信仰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绝境中依然选择前行的意志。长征留给后世最珍贵的启示，不在于跨越了多少山水，而在于面对绝境时如何坚守初心、校正方向，在牺牲与求索中找到属于中国革命的道路。

“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湘江血战，是长征最惨烈的开篇。1934年底，为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粉碎敌人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几万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两岸。这场绝境鏖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拼死突围，更是思想层面的破冰前奏。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直面一个根本问题：照搬苏联经验的“左”倾路线，是否还能引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绝境，往往是觉醒的开始。长征由此迎来了“转舵时刻”。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一座灰白相间的小楼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革命陷入低谷、前途未知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的召开，成为长征乃至中国革命的生死转折点。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这次伟大的自我纠错，打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确立了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领导，让漂泊的革命巨轮找准了航向、稳住了阵脚。

自此，红军摆脱了被动挨打的困境，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遵义会议的意义，远超一次军事路线的纠正，标志着一种主体意识的觉醒。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正是长征精神的核心要义之一，时至今日依然是我们应对风险挑战的重要遵循。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如果说战场突围考验的是勇气与血性，那么雪山草地的跋涉，淬炼的便是信仰与初心。泥沼遍布，气候诡谲，粮食断绝，战士们煮皮带、挖野菜，以超乎常人想象的方式维持着行军的脚步。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过草地期间，就有一万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如今，在松潘县元宝山山巅，红军长征纪念碑总碑巍然挺立。碑顶之上，红军战士一手持枪、一手捧花的塑像，俯瞰着这片曾经履险转战的土地。

正是在那样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理想信念的力量愈发闪耀。当物质条件降至极限，支撑人前行的，唯有心中那团不灭的火。信仰的力量，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源于对真理的认同，源于对人民苦难的深切感知，源于对光明未来的坚定向往。红军战士大多出身贫苦，他们亲眼见过旧社会的黑暗，亲身感受过被压迫的滋味。正因如此，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脚下的路通向哪里，自己手中的枪为谁而扛。他们怀揣共同理想，以集体之力对抗绝境，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山河镌刻信仰，征途映照初心。长征，早已凝铸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丰碑，浓缩了一个民族在最黑暗时刻的精神光谱：牺牲、觉醒、坚守、重生。长征所沉淀的伟大精神，包含坚定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独立自主、紧密团结、依靠人民等丰富内涵，早已嵌入民族精神谱系，成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

每当国家民族面临重大抉择，这种基因就会被唤醒，其提醒我们：再大的困难，大不过信仰；再远的路程，走一步就近一步。长征是地理坐标的位移，更是对民族精神坐标的重新锚定。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长征，永远在路上。

编辑 / 徐秋颖

校对 /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