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音乐人全球版权收回权只在这三个州有效？

美国最高法院本周驳回了唱片公司要求重审的请求，维持了词曲作者西里尔·维特（Cyril Vetter）在此前诉讼中获得的胜诉结果。但这一结果并未给音乐行业带来明确答案，反而留下了更多疑问。

案件的核心是版权法中的"终止权"（termination right）。这项联邦版权法条款允许包括词曲作者和艺人在内的所有作者，收回他们几十年前售出的版权。其设计初衷是给创作者"第二次咬苹果的机会"，以纠正一种基本的经济失衡——实力雄厚的公司可以从创作者手中买断版权，而创作者此后永远没有机会从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获利。

但历史上，终止权只适用于美国版权，对外国版权没有效力。在这种做法下，音乐出版商通常在美方终止权行使后仍继续拥有海外版权，从而获得这些歌曲的永久收入，并在日益全球化的音乐产业中对跨境项目拥有否决权。

几年前，维特提起诉讼，要求改变这一制度。这位词曲作者希望从一家小型出版商手中收回自己1963年的摇滚经典作品《Double Shot (Of My Baby's Love)》的控制权，他和律师蒂姆·卡佩尔（Tim Kappel）、洛伦·韦尔斯（Loren Wells）主张，如果音乐人多年前将全球版权授予出版商，那么联邦终止权要求归还所有这些权利。

令版权律师和行业高管意外的是，维特的论点奏效了。联邦法院——先是一名初审法官，随后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上诉法院——裁定终止权确实具有全球效力，颠覆了数十年来的既定预期。

在1月的裁决中，美国第五巡回上诉法院认定，国会在撰写终止权法规时的目标是纠正"不平等的谈判权力"，因此显然不打算让作者在行使终止权时只收回"半个苹果"。

这一裁决对艺人和词曲作者而言是胜利。欧文·阿佐夫（Irving Azoff）的音乐艺人联盟（MAC）称其为"地震级转变"和"游戏规则改变者"，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经济格局"。MAC负责人罗恩·古比茨（Ron Gubitz）当时表示："如果最初的协议让出了全世界，那么第二次机会也必须包括全世界。"

但对音乐公司以及近年来大量收购歌曲版权的投资公司来说，这同样是明显的损失。数十亿美元的集体交易建立在现有法律框架之上，该框架规定即使终止权行使后，海外收入仍归原所有者。

于是，各大唱片公司迫使此案进入最高法院。环球音乐集团、华纳音乐集团、索尼音乐和BMG买下了拥有维特音乐的那家小出版商，目的纯粹是为了提起此类上诉。在6月提交给法院的申请中，他们敦促大法官们推翻这一"令人费解"且"令人震惊"的裁决，称其将"完全如听起来那样具有破坏性"。

代表唱片公司的最高法院资深律师保罗·克莱门特（Paul Clement）写道："这一裁决一举动摇了50年的行业惯例。它立即让人质疑无数谈判达成的协议的适用范围和含义，这些协议背后是数十亿美元。"

本周，最高法院拒绝了这一请求，维持了第五巡回法院对维特的裁决。但方式颇为奇怪。

案件当时处于所谓的调卷令阶段，意味着唱片公司只是在请求大法官们是否受理此案。如果法院同意——而它很少这样做——争议将变成完整的最高法院案件，双方就案情实质展开辩论，法院最终发布在全国范围内确立法律的完整裁决。

但法院没有这样做。相反，九名大法官中有四名回避了是否审理此案的审议。其余五名大法官表示，法院因此缺乏法定人数，"该案无法在法院下一开庭期审理和裁决"。该命令引用了规范此类特殊情况的联邦法规。该法律规定，法院自动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但此类裁决不具有全国性的先例价值。

结果就是：维特的重大胜利得以保留，但仅适用于第五巡回法院审理的诉讼，该法院管辖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的联邦法院。

那么，这些大法官为何全部回避？

简短的回答是：图书出版合同。

大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尼尔·戈萨奇（Neil Gorsuch）、艾米·科尼·巴雷特（Amy Coney Barrett）和凯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没有参与权衡是否审理维特案。最高法院的命令本身没有解释他们为何不参与。

但这四位大法官都曾通过企鹅兰登书屋（Penguin Random House）出版过书籍，这家美国出版巨头由德国媒体集团贝塔斯曼（Bertelsmann SE）拥有。同一母公司拥有BMG，这为这四位大法官造成了潜在的利益冲突。

这一原因首先由彭博法律（Bloomberg Law）报道，引发了奇怪的联想：现任最高法院是否永远无法审理涉及企鹅兰登书屋或贝塔斯曼的案件？那……会很奇怪。但这至少为维特案中的集体回避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一解释无法给音乐行业带来多少安慰。由于法官的出书合同和公司架构，该行业在一个据唱片公司自己估计可能改变数十亿美元版税流向的问题上，正面临缺乏明确答案的局面。

目前，如果你恰好在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或密西西比州打官司，终止权就是全球性的。如果你在纽约或加利福尼亚州起诉或被起诉——绝大多数音乐诉讼发生地——判例法就不那么明确：并非直接矛盾，但 certainly 不要求那些法院以与维特案相同的方式裁决。

精明的诉讼当事人无疑会试图利用这一局面为自己谋利，法律界称之为"择地行诉"（forum shopping）。如果你是一名出版商，与某位词曲作者即将爆发终止权纠纷，你最好确保它不在第五巡回法院发生；反之，如果你是一名计划收回音乐的词曲作者，情况则相反。

音乐公司 pursuing 有利的测试案件 in 其他州也不足为奇，希望赢得直接驳回维特裁决、认定终止权仅适用于美国版权的裁决。这样的裁决不仅会使该巡回法院成为捍卫终止权案件的友好场所，还会制造出那种让最高法院更有可能最终一劳永逸地裁决此事的巡回法院分歧。

在那之前，法律将保持不确定状态。现有音乐合同中即将到来的终止日期——通常在首次签署后约35年——可能会看到海外版权留在出版商手中，也可能看到它们回归音乐人。投资者和出版商将尽力将这种不确定性纳入其财务展望，而词曲作者和艺人则希望他们能收回全部全球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