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数字时代的媒体新宠

【编者按】重阳节（周日）当晚，正在深圳音乐厅欣赏歌剧女王安娜·奈瑞贝科等歌唱家与深交的音乐会。开演前3分钟接到《羊城晚报》老朋友吴小攀的紧急约稿电话，说该报正就报纸副刊展开讨论，希望写一篇相关文章，1500字，越快越好。次日上午还要参加乐队排练，中午有个餐会，下午动笔，傍晚交稿，纯粹急就章。蒙羊晚不弃，今日刊出，一字不易，只将拙稿原题改为《“副刊精神”在数字端的回归》，也挺好。现在本号转载分享，敬请方家批评。

虽说报纸的“雏形”可以一直追溯到古罗马长老院的“白板”，或有实物可据的现藏于伦敦大英图书馆和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国唐代“敦煌邸报”，但真正具备报纸基本属性的现代意义的报纸，源头当在1605年在当时德国（现法国）斯特拉斯堡出版的《新闻要报》。所谓报纸的基本属性，应包括固定刊名、定期出版、大量复制、公开发行等要素。这些要素无论“白板”还是“邸报”，皆不具备。现代意义的报纸，皆舶来于西方。

然而要论报纸副刊，中国则拥独特的创新地位。

现代报纸自19世纪上半叶进入中国后，很快实现本土化，进而被中国报人浓厚的人文情怀和深刻的家国意识构筑成一个个文化高地，中国式报纸副刊也脱颖而出。最著名者当属民国初年的“四大报纸副刊”。它们分别是上海《时事新报》的《学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北京《晨报》的《晨报副镌》和北京《京报》的《京报副刊》。这些副刊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鲁迅、冰心、徐志摩、沈雁冰、叶圣陶、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民国文人和进步作家首发小说、散文、译作、时论等的文化阵地，其作品也借助报纸这一大众传媒形式传播至千家万户，产生广泛影响。创刊于1919年、占据《晨报》第七版的《晨报副镌》，甚至于1921年起脱离母报而独立发行。

中国早期报纸的此类副刊，受到欧洲报纸的影响，如法国的“Feuillet”（法语意为“报纸专栏”“连载作品”），但又有很大不同。最早诞生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Feuillet”，主要指在报纸上辟出用于刊载戏剧评论、书评和连载小说的专栏。中国副刊与同时期李普曼等以政论为主的美国报纸专栏也完全不同，更不同于美国报纸以书评和娱乐专版为主的星期天刊。

1924年4月2日出版的《晨报副镌》

中国报纸副刊扑面而来的人文气息与文学精品的原创性，作为明显区别于舶来品的文化现象得到了传承。到了20世纪后半叶的新中国时代，《北京晚报》的《五色土》、《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羊城晚报》的《花地》以及《人民日报》的《大地》等副刊，都成为中国报纸副刊的佼佼者。在中国报纸摇篮的香港，报纸副刊也渐渐发展成一种独有的“专栏”类副刊，即由高度专业化的作家群体在报纸上开辟固定专栏，这些“豆腐块”专栏聚合成一个乃至多个副刊版面，在报纸中区别于新闻和娱乐而独树一帜，吸引了大量中高端读者。

再往后，中国式副刊与日渐增多的专刊合流，成为报纸厚重的附属版面，以满足读者的娱乐与专业化兴趣。笔者在《深圳特区报》工作期间，也曾于1991年创办深圳第一个社会新闻专版《社会大观园》，于1995年主持随该报发行的“报中报”《鹏城今版》时推出十几种专副刊，均大受欢迎，推动了报纸的发行，吸引了广告。

到了数字时代，报纸遭遇危机，印刷版报纸的读者大量流失，但报纸的“副刊精神”并未消亡，反而随着数字端垂类媒体的崛起而再次勃兴。以目前被公认为转型成功的《纽约时报》为例，该报高层十几年前提出要在数字端回归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专副刊潮流，让这种既契合专门兴趣又“亲近广告”（ad-friendly）的版面成为赢得数字端读者的利器。在此理念的激励下，该报从2014年起，先后创办或收购Cooking（美食）、Wordle（游戏）、Well（健康）、The Athletic（体育）、Wirecutter（商品测评）、Smarter Living（更智慧生活）等10多个客户端，大多数都成为深受欢迎的成功产品。其中的Cooking推出5年后就积累了约2万道菜谱，以其实用有效的烹饪方式至2019年已吸引1.13亿用户，并获得30万付费订户。如今在该报1335万个付费订户中，有约三分之一是因为这些垂类产品而获得的。

展望中外数字媒体，各种旨在服务受众专门兴趣而走垂直深度专业化路线的专栏、频道、公众号、客户端正大行其道，而大一统、一站制的综合媒体反倒日渐式微。这大概就是“副刊精神”顺应潮流在数字端的回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