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军队的灵魂回来了

1934年10月10日，在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季节，中央红军踏上征途。

“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自发相送、泪眼婆娑的苏区百姓，心中不舍的，除了红军行伍内的亲人，还有一个建立不到3年的苏维埃共和国。

那是一个理想的国度。虽然依旧贫穷，但人们有自己的土地、房舍、农具，有牲畜、鸡鸭。他们参加红军，为保卫亲人、家园和生活而战斗。那里人人平等，没有人上人，也就没有受奴役的人。红军是人民的靠山，人民是红军的底气。它影影绰绰地存在于莫尔爵士的《乌托邦》中，而在现实中，过去从未有普通人像这样被当作政权的主人来对待过。

共产党人与老百姓浑然一体 /《古田军号》剧照

“乱离人不如太平犬”，面对军阀时代、半殖民地时代，这更像是个美丽的梦境。

但在这天，红军要走了，苏维埃共和国也要一同离开。“锣儿无声鼓不敲”，只见彼此眼中泪花的闪烁，唯闻身边江水的呜咽。

此去经年，前路漫漫，方向茫茫。没人知道这8万多人未来会遭遇什么，没人能预料到今后一年，将是何等的艰苦卓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牺牲、失散，缝着大大的红五星的八角帽，将掉落在赣、闽、粤、湘、桂、黔、川、滇、康、甘、陕的土地，播下一颗颗革命的种子。但这支队伍又会变得更强大。人们都坚定地相信，他们还会回来，但从未想象15年后，这个魂牵梦绕的、失落的理想国度，会扩展到整个华夏版图，会让所有人都站起来。

一开始，这场离别被称作突围，后又被称为战略转移，直到在贵州遵义，一群人开了一个简陋却足以逆转中国命运的会议之后，它才被称为长征。

在偶然与必然之间，历史悄然地作出选择。它从一群人的苦难，转变为一个国家的昂扬。

为何出发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那是十月革命的纪念日。人们为了躲避国民党飞机轰炸，选择在晚上提着灯笼，游行庆祝。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从此之后，中国人就称呼他为毛主席。

他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参与创立了人民军队，确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建立了军队与百姓的鱼水关系，摸索出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开展了土地革命，阐述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领导红军和苏区百姓打败了国民党多次“围剿”。只要看到他高大瘦削的身影，知道是他在领导着红军，每个人心里就都感到踏实。

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领导秋收起义，带领队伍走上井冈山，开始了武装割据 /《建军大业》剧照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时候，事情已经起了很大变化。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其中50万压向中央苏区，以堡垒战术，步步为营地压缩红军生存空间，而毛泽东已经在上一年的宁都会议上失去红军指挥权。

就在9月份，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负总责的博古带来了一个叫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中文名叫李德——姓李的德国人。博古27岁，年轻资浅，需要一个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人来为自己做后盾。军事斗争是当时党的工作的主要内容，而他又不懂军事。李德，这个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应届”毕业生，被他看中。于是，这个“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顾问”，很快就掌握了红军指挥权。

前四次反“围剿”，红军按照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运用高超的游击战、运动战战术，取得了胜利。到第五次反“围剿”，李德的战略是“御敌于国门之外”，战术原则改为“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换句话说就是：寸土不让，以阵地战和敌人硬拼到底。

8万对50万，简陋的武器对精良的装备，硬拼的结果可想而知。红军伤亡惨重，中央苏区被步步压缩，星罗棋布的堡垒从四面围困过来。“靠边站”的毛泽东通过各种方式进言，不能“乞丐与龙王比宝”，不能轻言“决战”，试图把战略战术扭回正确方向，均被无视。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军团政委滕代远，多次提议不可再被动死守，应以主力往东北方向出击，变被动为主动，均未被采纳。1933年12月，滕代远被撤销红三军团政委职务。1934年4月10日至28日，惨烈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失败告终，5000余将士伤亡，苏区北大门洞开。

《浴血广昌》剧照

彭德怀气冲牛斗，当面痛骂李德“崽卖爷田心不疼”。红军将士们都在私下抱怨：“毛主席从来不是这样打的。”

广昌战役失败后，李德已经预感到中央苏区守不住了。他在回忆录中记述，“突围”的念头就是在此时产生。

在当时的核心领导层里，王稼祥最早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提出了质疑。1934年7月，中央机关从沙洲坝迁至云石山，毛泽东和张闻天一同居住在山中古寺里，3个月一起生活，彼此嘘寒问暖，结下深厚情谊，两人也对军事指挥问题形成了相同的看法。历史转向的各种要素，在看似偶然的情境中已经开始聚合。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出发了。

血染湘江

离开的时候，中央红军有8.6万人，其中野战部队5个军团约7.2万人，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约1.4万人。

以红一、红三军团为前卫两翼，红八、红九军团为侧翼掩护，红五军团为后卫部队，从江西进入闽西，经过粤北、湘南，再从广西东北部渡湘江……五个军团围绕着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开辟出一条安全的中间甬道。缓慢行进的队伍蜿蜒数十里。人们几乎把整个苏区的“坛坛罐罐”都扛在肩上行军，一起开始了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转移。

要去哪里？

此前的7月6日，寻淮洲率红七军团6000余人奉命北上，前往闽浙赣苏区与刘畴西、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客观上分散敌军注意力，减轻中央红军突围的压力。

8月7日，中央又派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西征——从江西出发，经湘南，渡过湘江，转战湘桂黔边地区，最终进入贵州，以便北上前往湘西，在湘鄂边根据地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红六军团可谓是开路先锋，先于中央红军出发，探索转移路径。

蒋介石判断中央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萧匪故道西窜”，于是在沿途设下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确实试图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路径，前往湘西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于是几乎每一步都在蒋介石预料之中。结果就是，哪里有口袋，红军就往哪里钻。

前三道封锁线，因为粤军、湘军、中央军各怀鬼胎，未尽全力，红军通过时较为顺利。最惨烈的一战，发生在第四道封锁线上、红军横渡湘江之时。

桂军、湘军的战斗力都十分强悍，但在湘江战役前期，它们并不想和红军硬拼。桂军白崇禧心知肚明，“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更甚”，不愿以死战为他人做嫁衣，因此一度将主力南移，侧重防守恭城、龙虎关一带，湘江防线出现缺口。湘军何键也怀着相同心思，“追而不剿”，保存实力。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则在后面与红军保持若即若离的距离，盘算着让地方军阀与红军拼个你死我活之后，坐收渔利，既达到消耗红军的目的，又顺手控制军阀地盘。对蒋介石而言，红军“西窜”，让他得以派遣中央军涉足过去未能染指的西南地区，“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剿匪”之外，蒋介石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削藩”。

血染湘江《伟大的长征》剧照

红军带着太多辎重，锅碗瓢盆，一箱箱的文件，兵工厂的机械……挑着数千副担子行军，甚至连印钞机都让人抬着走；翻山越岭，行进缓慢，错过了桂军、湘军有意懈怠留下的时间窗口。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还没到湘江边，湘军、桂军和中央军已在蒋介石严令之下重新收紧包围。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5天血战。红一军团在右翼阻击湘军，红三军团在左翼抗击桂军；红五军团殿后，同时接战中央军、湘军、桂军；红八、红九军团在侧后翼，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跟进。惨烈的阵地战，让各军团都付出了巨大牺牲。全军渡河完毕，中央红军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血流漂杵，尸横遍野，用史书惯用的修辞来说，“湘水为之不流”。

油画《红军师长陈树湘》 白展望 作

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师长陈树湘力尽被俘，躺在敌人的担架上，伸手从腹部伤口处掏出肠子，绞断，成仁，时年29岁。

寒风悲号，又为斯民哭健儿。

遵义会议

湘江战役之惨烈，直接导致了军中氛围的变化，对错误军事指挥的质疑和愤慨在全军蔓延。

博古几乎精神崩溃，拿着一支手枪胡乱比画。李德则诿过于人，不承认错误，依然坚持前往湘西。蒋介石早已在北面布置停当，只等红军到来。

红军再也经不起另一场湘江战役，改变的时机在酝酿、生成。

一路行来，毛泽东都和张闻天、王稼祥在一起。毛泽东疟疾初痊，身体虚弱，王稼祥重伤未愈，行动艰难，两人都躺在担架上行进。张闻天有时骑马，有时也坐担架。一路上，他们深入交换意见，渐趋一致：必须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把他们的讨论称为“担架上的阴谋”。这个比喻带有明显的权谋式解读色彩，却并不真正理解共产党人的精神世界。

最早的转机，出现在1934年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会议决定采纳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北上湘西，转兵西进，前往敌人力量较薄弱的贵州。12月18日，黎平会议进一步明确方向：进军黔北，在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凌晨，猴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回头往东、继续北进湘西的主张，决定强渡乌江，攻占遵义。

在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之间的12月20日，途经贵州黄平县旧州镇的一片橘子林时，张闻天和王稼祥躺在林下休息，谈论形势与对策。张闻天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还是要让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比李德强多了”。

张闻天处在中央核心领导岗位，无论是立场、资格还是胆量，他几乎都是提出这一建议的最佳人选。王稼祥随后将张闻天的话告知了彭德怀、毛泽东，接着在刘伯承等红军主要将领中传开。

人心所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遵义会议 /《伟大的长征》剧照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上，张闻天作反报告，驳斥了博古拒绝承认错误、将军事失败归因于“反动力量过于强大”的总结报告，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长篇发言，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多数同志相继发言支持张闻天、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遵义会议取消了长征前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后常委分工，毛泽东被确定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一决定事实上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核心军事决策层。

这支军队的灵魂又回来了。1935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的《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写道：“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四渡》剧照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组织和军事问题、纠正决策错误的会议。后人读史，对这句话最形象的认知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

此前的中央负责人，或受制于共产国际，或带有外部安排的色彩；唯有毛泽东，是在长期革命实践中脱颖而出、被党内人心选择的结果。

历史在遵义转向了。

四渡赤水

黎平会议关于以遵义为中心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设想，没有实现。一方面，黔北地瘠民贫，给养困难；另一方面国民党大军压境，难以固守。中革军委遂决定北进，在宜宾、泸州之间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由此，就拉开了四渡赤水这一传奇战役的帷幕。

从遵义北进，必须经过土城。川军在此处布下重兵。黔北作战进展较顺，使红军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川军的战力；同时，情报显示土城当面川军约4个团、6000余人，可实际为6个团、1万余人。攻坚不利，情势危急，中革军委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在土城、猿猴场渡口，西渡赤水河，向川南古蔺、叙永一带转移。

蒋介石判断红军仍将北渡长江，调集川军、滇军和中央军在长江沿岸和扎西地区严防死守，伺机合围。自长征出发开始，红军就始终处于随时被包围的风险之中，合围歼灭也一直是蒋介石的盘算。

油画《四渡赤水出奇兵》邵亚川 作

红军突然回头，在二郎滩和太平渡二渡赤水，回到黔北，直取娄山关，重占遵义城。此战歼灭王家烈的黔军8个团，击溃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横扫200里，直追至乌江边，共歼敌6000余人。这是长征出发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获得大量补给，也获得了一次相对从容的休整机会。

遵义战役中，红军损失了一员大将——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他是红军长征途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忠骨长埋遵义红军山。

蒋介石飞抵重庆亲自督战，指挥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共约40万兵力，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战术，企图将红军压缩在遵义、鸭溪这一狭小的三角地带，一举歼灭。在日渐成形的包围圈中，红军必须择一而攻，打开缺口脱离危局。林彪建议进攻打鼓新场，因为黔军好打，且人数不多。毛泽东坚决反对，他判断，打鼓新场只是一个诱饵，附近有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还有孙渡的4个旅，一开始攻击就有可能被合围。他主张攻击鲁班场，寻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开会讨论时，大家都偏向林彪的提议，没有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情急之下，毛泽东撂了挑子，“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气呼呼地离开，剩下的人投票决定进攻打鼓新场。忧心红军命运，毛泽东深夜难眠，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耐心说服，终于取得了周恩来的支持。

《四渡》剧照

次日会议撤销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定，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在毛泽东看来，军事指挥决策靠20多人开会投票，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根本不可行，这在红军初创时期有过红四军七大、八大的深刻教训。

对鲁班场的攻击非常猛烈，但周浑元凭垒死守，一日不克。中革军委作出决定，主动撤出战斗，向西转移至茅台地区，接着在茅台渡口三渡赤水，再次进入川南古蔺地区。和前面一渡的迫于无奈、二渡的战略回旋不同，三渡赤水之前，毛泽东已经仔细谋划好后面数步。茅台渡口上大张旗鼓，人马喧哗，红一军团一部招摇前进，直趋古蔺。

蒋介石急忙将国民党军主力尽数调往川南，仓促构建阻击线和包围圈。红军主力则再次突然回师，在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秘密四渡赤水，折返黔北。四渡极为隐秘，封锁消息，夜间行动。红九军团伪装红军主力，继续在川南诱敌，国民党军一时被蒙在鼓里。

过河以后，红军主力迅速南下，直扑贵阳方向，在梯子岩、大塘河等渡口南渡乌江，将追兵甩在乌江以北。红军前锋直逼贵阳近郊，沿途书写标语“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贵阳城只有少量守军，而蒋介石正在城内督战，为了自保，他急调滇军孙渡部东进“救驾”。

英勇战斗，向死而生 /《伟大的长征》剧照

卡在入滇通道上的孙渡部3个旅被调走了，这正是毛泽东谋划中的关键效果：攻其必救，调虎离山。抓住时机，红军向西疾进云南，威逼昆明。国民党军被全部甩在身后7天以上路程。

这7天太宝贵了。步步向前，中央红军克服千难万险，抢渡金沙江，彻底跳出包围圈。1935年5月下旬，红军继续挥师北上，飞夺泸定桥，翻过夹金山，于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何以可能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更大的考验。

天下红军是一家，他们的理想主义是一致的，组织方法、纪律原则、战术特点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也都有着井冈山斗争这同一来源。但不同的领导者，会带领他们走进不同的处境——前有中央红军的博古、李德，后有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

懋功会师是欢快的，但张国焘的野心很快就让合兵一处的红军蒙上深重的阴影。得知中央红军只剩一万多人，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瘦弱疲惫的将士，再回头看红四方面军八万之众的壮盛军容，张国焘私念顿生。他以实力相要挟，谋求个人更高的地位，要求增补红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和军委领导岗位，对遵义会议形成的领导格局心存不服，并在两个方面军之间、红一方面军内部制造隔阂。他拒绝执行中央北上的决定，率红四方面军南下，直至1935年10月5日，在四川卓木碉另立“中央”。

拥兵自重，制造分裂，争权夺利，这不是共产党人的样子，而是旧军阀的特质。中央领导层此前从未面对过这样的问题，他们顾全大局，努力周旋，才避免了红军之间兵戎相见。

红军翻过大雪山

今天我们回看历史，总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何在长征这样的绝境之下，共产党人和红军还能挺过来，并且变得更强大？究竟何以可能？

比实力，红军远不如国民党军；讲动员，农民起义也不乏先例；论根据地，红军得到的生存资源，也远不能与蒋介石掌握的税收、兵源、武器、军事工业、全国统治权、列强支持和宣传渠道相比。

真正的不同在于，红军从领导者到普通士兵，都怀揣着一个“新的中国”的梦想：他们要建立一个过去不曾存在过的理想国度：民族不再受辱，人民不再受难，没有任何人可以欺凌任何人。这一信念，才是翻遍上下五千年从未出现过的历史新意，这决定了他们不是顺着历史惯性向前滑行，而是始终主动地寻求一种历史的质变和突破，愿意为此牺牲一切。

这种信念的底色是无私——红军不是为军饷而当兵，不是为长官去拼命，而是如毛泽东所言，他们“为自己为人民打仗”。长征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壮歌，是每一行都写满英雄故事的史诗，也是一次对人之本性、党员之党性的考验与淘洗。

艰难过草地 /《伟大的长征》剧照

未能经受住考验的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喊出“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远离了共产党人的精神。数万红军钢铁战士因此遭受惨重损失。他们原本离陕北很近，也可以走得更顺当，却因为张国焘一己之私，三过草地、两翻夹金山，战败百丈关，再重新北上，转战万余里，历时1年7个月才抵达陕北。红四方面军南下时约8万人，到与红二、红六军团在甘孜会师时已损失近半。

中央红军（此时称陕甘支队）抵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之时，仅剩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由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而来）也是7000余人，军团长徐海东二话不说，把指挥权交给了中央，他身上折射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的底色。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于中央红军一个多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一起守卫陕甘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落脚做好了准备。

1936年7月2日，贺龙、任弼时率领红二、红六军团，长征抵达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后，红二、红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随后两大主力共同北上。

油画《大会师》孙向阳、陈树东、孔平 作

1936年10月9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军总部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红四方面军结束长征。

1936年10月22日，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主力，与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红二军团在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完成最后会师。至此，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全面大会师，历时两年的伟大长征正式宣告胜利结束。

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一文所及，仅吉光片羽。每一寸经由红军踏过的土地，都洒满热血，又灿然生辉。90年了，那些鲜活的面孔从未在中国人的记忆中淡去，反而随着时间流逝，引出更多后人的热泪。

而他们在征途之中念念不忘的理想国度，已化作具象的场景，编织于今日的人间。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22期

作者 |李少威

编辑 |谢奕秋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