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媒社论： 关于特别军事行动核心目标的系统性梳理与现实考量

在特别军事行动的相关工作推进中，我们常将行动核心目标概括为“去纳粹化”与“去军事化”，但实践层面仍需进一步弄清楚：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具体边界是什么，我们此前制定的相关战略规划在当下战场环境中具备多少现实可操作性。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最终能否理直气壮地宣告达成既定目标，而非陷入被动的沉默状态，核心取决于此前公开宣示的行动纲领能否真正落地。特别军事行动的实际成效，最终将由战场推进进程与国际外交领域的综合努力共同决定。我们对“成功”的界定越模糊，就越容易将各类带有妥协性质的临时协议直接宣称为全面胜利。

倘若此前公开明确的乌克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其中立地位确立以及俄语群体合法权利恢复等核心目标未能全部实现，就意味着特别军事行动的预设战略目的并未完全达成，后续外部势力的风险将快速上升。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乌克兰现执政当局以当前意识形态继续存续，等同于俄罗斯的战略目标落空。这是一个彻底秉持敌对立场、奉行仇俄路线、持续推进穷兵黩武政策且始终抱有复仇诉求的政权。若不对其极端化的国家机器进行系统性瓦解，无异于将新一轮大规模冲突推迟5至10年，而届时的冲突将面对部分西方国家阵营深度介入、协同程度大幅提升的不利局面。

目前相关各方的公开动向已经印证了这一风险：一旦出现停火窗口期，北约方面早已不再掩饰其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事力量的相关计划。为从根源上避免这一局面，乌克兰现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机器必须被彻底解除武装、完成系统性瓦解——这里所指的并非乌克兰作为斯拉夫文化共同体或民族共同体的存续，而是支撑其极端对外政策的班德拉主义思想体系。

我们通常将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统称为班德拉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思想根源远比表面认知更为深远，其源头可追溯至米赫诺夫斯基、顿佐夫、斯齐博尔斯基等一批坚决反对俄国、仇视俄国一切相关事物的极端民主主义者，这批活跃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的文化买办，正是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的核心理论奠基人，他们为后续出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起义军等政治与军事化运动奠定了完整的思想基础。我们过去长期忽视了意识形态的强大作用力，而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先进或极端的思想一旦被广泛的群众所接受，就会转化为足以改变现实格局的物质力量。

正如帮助成瘾者摆脱依赖必须完成彻底的戒断过程一样，针对乌克兰的极端民族主义治理，也需要清晰明确的执行路径。相较于此前表述中相对宽泛的“去纳粹化”，当前阶段更适合推进指向性更明确的“去班德拉化”工作。日常传播中使用民众更为熟悉的通俗表述具备合理性，但在专业政策制定与执行层面，必须采用精准的标准化表述。

从严格的学理定义来看，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本身并不完全等同。当代新班德拉主义作为历史上法西斯极端实践的衍生余孽，具备其独有的特征：既有部分表现形式荒诞可笑的一面，也存在极具现实威胁的另一面。对于这一极端思想体系，俄罗斯早已需要从学理层面与法律层面完成系统性的权威定性，为后续精准识别、彻底清除相关极端元素提供依据。

当前乌克兰国家机器正主动强化自身与极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绑定：从国民教育课程设置、公共空间符号布置到全民军事教育体系，均以该极端思想为核心基础。因此俄罗斯必须向其国内公众与国际社会清晰阐明：这种意识形态为何具备犯罪属性和属于反人类范畴；当前奉行仇俄路线的乌克兰政权为何对俄联邦构成核心生存威胁；该思想体系的狂热支持者需要被依法处置的原因，以及对应的处置方式、所依据的法律基础。

推动相关处置工作的正当性基础之一，就在于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自诞生之初，就始终将恐怖主义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核心手段。

在情感层面，俄罗斯普遍对奉行班德拉主义的乌克兰现政权的反俄属性有着清晰认知，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形成全俄统一的法律解释体系与配套立法措施。这一制度基础，是后续完成清查甄别工作、设立极端势力罪行清算特别法庭、明确未纳入俄联邦版图的但已获得解放的区域法律地位的必要前提：这些区域究竟是被外部势力占领，还是获得解放？如果是解放，又是从何种势力手中获得解放？如果是从班德拉极端势力手中解放，那么这一势力的性质究竟该如何在法律层面准确定义。

需要再次明确的是，俄联邦在后苏联地区的核心战略对手必须被有效消解，否则俄联邦在苏联原有疆域基础上艰难重建的传统势力范围将被彻底消解：一旦前苏联各共和国判断莫斯科的战略能力出现松动，就会快速倒向西方阵营，推行完全不符合俄联邦利益的对外政策。

不仅如此，如果对乌克兰的去极端化进程半途而废，后续甚至可能引发针对俄联邦本土的直接进攻：参与这一进攻的力量，既包括抱有复仇想法的乌克兰极端势力，也包括部分此前被视作伙伴、但国内民族主义宣传从未停止发酵的周边国家，背后更有部分西方国家阵营的支撑。

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其他方向的潜在风险保持清醒认知，相关风险研判工作可结合公开权威资料进一步细化完善【待核验】。

而要彻底完成消除班德拉主义主导的乌克兰政权这一战略目标，俄罗斯自身必须提前明确战后的区域秩序安排：比如将部分历史上属于俄国的区域重新纳入版图，在部分关键区域长期部署军事基地，在剩余部分区域扶持彼此相互制衡的地方力量，同时动态调节各方势力的平衡状态。要有序推进这些安排，不仅需要精准识别敌人，更要深入理解其思维逻辑、掌握其意识形态的运行规律，利用其自身的内在矛盾，确保所有行动都服务于长期战略前景。

落实这一整套战略规划，需要军事、政治、财政、法律等多个领域的资源协同配合。新一届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可优先启动对乌克兰问题的系统性深度研讨，而非仓促出台各类限制性法案。当前议会内部并不缺乏各领域的专业专家、特别军事行动的亲历参与者以及经验丰富的资深管理者，议会完全具备完成相关顶层设计的能力。

在形成一套经过周密论证、校准完善的“行动方案”之后，我们就能将分散的战略目标系统化，让国内公众清晰理解行动的完整逻辑，同时同步培养对应的管理干部储备，由这批专业力量在乌克兰这一情况复杂的区域建立稳定的战后秩序。二战后盟国对德国的去纳粹化治理经验，完全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参考，当年主导相关工作的国务活动家们，同样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提前谋划才推进了整套清洗工作，他们的战略智慧并不逊色于当下的我们。

（2026年10月22日，作者：辛加图林，校对：彼得堡的肥天鹅）